[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0)02-0081-11 1933-1945年是阿道夫·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统治德国的时期。在攫取了国家政权之后，希特勒立即废除魏玛共和国的议会民主制，确立了以“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政党组织为核心的独裁统治。他还大规模地扩张军队，肆无忌惮地对外侵略，最终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给受害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也给德国人民带来了严重苦难。 对于历史上的这一“黑暗”篇章，德国社会各界的反应是非常复杂的。虽然有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教会领袖勇于揭露纳粹罪行，批判德国的过去，大多数民众却表现得十分惶惑、麻木，不是推卸责任，就是保持沉默。而在德国政界，不同的立场观点也清晰可见。尽管从总体上说，德国政界反省纳粹罪行、向受害者认罪、道歉和赔偿的态度是比较真诚的，但不谐之音时时可闻，争论也相当激烈。部分右翼激进势力甚至公然鸣冤叫屈，继续进行反犹活动。政治家们对历史的认识不仅与其个人修养、价值观和党派立场有密切联系，也与国内外的局势变化息息相关，并且往往表现出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目的。 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尚无专门论述德国政界历史反思问题的著作，已发表的相关报道也多为概述性的，缺乏必要的深入性和严谨性。本文试根据德国学者的部分新作，对德国，特别是联邦德国分属不同党派、担任不同职务的政治家有关历史问题的言论作一系统梳理，力图揭示其复杂性和多样性，说明其来龙去脉和历史政治维度。 二战结束后，为了彻底粉碎民族社会主义和军国主义势力，消除德国再次发动战争的危险，美、英、法、苏四大战胜国首先采取了肢解和占领德国的政策。东普鲁士的北部领土连同柯尼斯堡市被割让给苏联，南部领土则划归波兰。奥得-尼斯河一线成为德波临时国界，该线以东的原德国领土也被并入波兰。德国的其他地方和首都柏林，由四大国分区占领，由各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担任各占领区的最高长官。而设在柏林、由各占领区最高长官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则掌握了德国中央政权，对德国实行全面控制和监督，只承认德国在经济上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允许德国人建立政党和社团组织。① 四大国还组建国际军事法庭，在纽伦堡对德国的主要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判处纳粹党、国家机器和军队中的代表人物12人死刑，3人无期徒刑，4人10—20年徒刑；判处纳粹党领导集团、盖世太保、党卫队保安处、党卫队等为犯罪组织。其他犯罪分子，如纳粹医生、法官、工业家、外交部人员、国防军最高司令部人员、个别军事首领以及党卫队高级干部等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惩罚。② 面对德国战败的事实和在纽伦堡审判及其后续审判中揭露出的大量罪行，许多德国人深感震惊。一些自由和人道的知识分子痛斥纳粹暴行，严厉批判德国的过去，力图对本国同胞进行政治再教育，帮助他们“在已沦为道德和精神废墟的人世间确定新的方向”。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格哈德·里特尔还带头探讨产生“德国的灾难”的原因，对德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权力与精神、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诸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而莱茵兰、弗赖堡和法兰克福的自由派天主教徒和受到纳粹迫害的新教忏悔派教会教友则发表声明，号召复兴宗教、重建道德，探寻未来的希望和安慰。③ 不少政治家也能够接受被占领的现实和为世势所要求的社会改革任务，愿意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教训。汉诺威基督教民主联盟在1945年6月发表《团结德国人的号召》书，宣称：“民族社会主义把德国人民陷入到了不幸之中，这在其漫长的历史中还没有先例，它使德国人民在全世界蒙受了羞愧和耻辱，假如我们人民的大多数不屈从于利己主义，这将永远不会发生。”④苏占区德国统一社会党两主席之一的奥托·格罗提渥则要求“同过去彻底决裂”，建立全新的教育制度。⑤ 然而，对于战胜国提出的“除了纳粹德国以外别无其他德国，德国人民集体有罪”⑥的观点，只有少数人表示认同。大多数人不是坚决拒绝，就是利用各种各样的理由为自己辩解。他们通常在恶魔般的掌权者希特勒及其恶盈满贯的纳粹首领与被滥用的、具有强烈义务感和“效忠”精神的轻信者之间划一道界线，把责任推到少数几位顶层决策者身上，把所有其他人都说成是无意志的、直接或间接被迫进行合作且对纳粹政体的真正性质认识不清的“牺牲品”。一些职能部门的官员也试图通过强调其业务工作的中立性来推卸或缩小罪责，或者利用“协从理论”逃避或减轻惩罚。⑦ 政治家如西占区社会民主党领袖库特·舒马赫同样反对“野蛮的集体罪责”说。舒马赫早在1918年就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1930-1933年任国会议员。纳粹统治时期，他因为坚决反对希特勒的政策，被长年关押在集中营中。舒马赫坚信把全体人民判为有罪等于保护真正的罪犯，是不利于对每个参加过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人进行个别教育的；社会民主党的过去是无罪的，可以承担领导国家的使命。⑧ 希特勒和纳粹党的独裁统治和侵略战争不仅给受害国而且也给德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争使德国东部大片领土丧失，居住在这一地区的1200多万德国人被迫离开家乡，长途跋涉进入德国本土，历尽千辛万苦，其中约有200万人途中或被冻死、或被饿死、或被当地居民报复杀害。德国本土也遭到了惨重破坏：大多数城乡成为废墟，到处是断垣残壁，埋在瓦砾堆下的死尸发出的恶臭经久不散。鉴此，有些德国人极力渲染盟军的“罪行”(例如对德国城市实行的空中轰炸、对德国战俘的虐待和伤害)，宣称犹太人也对民族社会主义负有“连带责任”。⑨还有一些人，特别是那些战后回归者：东部流亡者和被驱逐者、复员的或者从战俘营释放的士兵，只关心自己遭遇的不幸，自认为是受害者和失败者、被凌辱者和被欺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