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发表建交公报。对于这个被西方媒体誉为“外交核爆炸”的事件，学术界很早就给予了关注。1964年4月，西方学者斯蒂芬·伊拉斯谟发表了《戴高乐将军承认北京》一文，首次对中法建交的过程、法国承认中国的动因等进行了概括。虽然该文主要根据报刊资料写成，对很多内情多为推测，但毕竟开了研究先河。①随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相继出版，尤其是在中法建交30周年和40周年之际，法中两国先后出版了两本回忆性文集。②在对这些资料调研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分别从中国外交和法国外交的角度对中法建交问题进行探讨、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③ 近几年，随着美法中三国相关档案的解密，学术界对此问题又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热潮。潘敬国、张颖主要利用美国档案，从中美关系史的角度讨论了美台对中法建交的阻挠；④苏宏达利用法国解密档案，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台北国民党当局的对法政策；⑤法国学者史曼慈基于对法国档案的解读，分析法国承认中国延误的原因以及这种承认对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影响，⑥英国学者加勒特·马丁最近发表的论文，通过对最新解密档案的分析，认为戴高乐承认中国的动机一方面是受国内政治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使法国在美苏冷战中能起到掮客作用，承认中国是为了向美苏打“中国牌”⑦。不过，由于中国相关档案的解密时间还不长，至今尚未出现利用这批档案来研究中法建交问题的论著。 尽管学界就该问题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从史料来源看，这些成果偏重于美国或法国一国档案的应用，而没有进行多边档案的比较研究，从内容上看，对美国与中法建交的关系着墨仍然较少。本文⑧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利用美法中三国档案，着重分析：美国是如何认识中法建交的？为应对中法建交，美国采取了哪些措施，结果如何？ 新中国成立后，巴黎与北京之间一直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台湾问题、越南问题、阿尔及利亚问题以及美国对华敌视态度是中法关系正常发展的几大障碍。20世纪60年代初，中法两国开始相互接近。戴高乐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为法国顶住美国压力打开中法关系大门提供了条件。法国要求建立独立的“核打击”力量，美国政府却认为这种力量是“危险的”、“花费巨大的”、“易于落伍的”，不仅“缺乏作为威慑力量的可靠性”，还会削弱联盟的防务。⑨法国要在北约取得同美英同样的地位，美国却对这种要求不予理会，于是法国从北约收回了地中海舰队、大西洋舰队以及几个空军中队的指挥权；迫使美国撤走驻在法国领土上的战略轰炸机；拒绝将自己的空防系统纳入北约军事一体化体系当中。在欧共体建设问题上，戴高乐力图建立法国领导下的欧洲，特别反对美英的渗透，为此他在1963年初先后采取了两项重要行动：断然否定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申请和同西德签订《法德友好合作条约》。美法在这一系列问题上的矛盾冲突，成为法国发展对华关系的动力。大约在1962年6月前后，戴高乐开始把承认中国问题提上日程。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也把法国当作“对第二中间地带开展工作”的突破口，酝酿改变对法政策。⑩1962年因法国侵略而引起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后，中法建交的另一大障碍消除了。于是，以1963年10月下旬法国前总理富尔访华为契机，中法两国就建交的实质性问题展开讨论；1963年12月12日到1964年1月23日，中法两国又在瑞士伯尔尼进行了四次正式谈判，最终达成了建交协议。(11) 美国从冷战意识形态出发，对新中国一直采取敌对态度，实施遏制政策，并保持同中国台北国民党当局的大使级“外交关系”。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一直密切关注着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根据美国国务院1961年2月的统计，在96个联合国会员国(不包括中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中，33个会员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48个会员国仍与蒋介石当局保持着联系。(12)在美国国务院的另一份报告中，分析了各国政府的对华基本政策，认为法国还没有承认北京政权而且保持着同中国台北当局的“外交关系”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忌恨共产党在1949年没有给法国在华官员应有的外交礼遇；在第四共和国进行的印度支那殖民战争中，中国援助胡志明，导致法国被逐出远东；中国援助阿尔及利亚的抗法斗争，并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这些因素使“法国转变立场的可能性下降”，同时让法国也“不可能改变在红色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立场”。法国同台湾当时虽然是“代办级”“外交关系”，但不会同国民党断交或降低“外交关系”，如果北京进一步介入阿尔及利亚问题，法国甚至会考虑报复性地向台湾派出一位“大使”(13)。 随着中法两国接近的动向日趋明显，美国开始着重分析法国的态度。1963年9月6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出台了一份关于中法关系的政策报告：《法国正重新评估其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报告中说，自从戴高乐上台以来，他表示只要对法国国家利益有利，法国将在承认中国问题上支持美国的立场。戴高乐“这种含糊其辞的政策”，为一再出现的法国即将提议与北京建立更紧密关系的流言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扫除了中法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障碍；美英苏签订的那些似乎有些针对法国发展独立核力量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让法国十分不满；中苏分歧，让戴高乐觉得不仅要同莫斯科而且要同北京打交道才能了解共产主义世界的全貌。所有这些都促使戴高乐可能会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报告列举了中法缓和的种种迹象：两国解除了在瑞士的外交人员的接触限制；有报道称新华社巴黎分社负责人建议法国应当承认中国；法国无意升级与台北的关系；爱丽舍宫的一位官员甚至说，戴高乐计划在1963年底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等等。不过，该报告强调，由于中国没有响应法国的提议和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法国可能只会做些外交姿态”。(14)美国的乐观态度一直维持到10月上旬。1963年10月7日，法国外长顾夫访美拜见肯尼迪总统。在美国预先准备的“谈话要点”中还这样评论：目前还没有法国承认中国的“直接危险”。(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