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6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6-0115-07 澳大利亚殖民地时代是指英国白人移民于1798年起在澳洲建立殖民地，至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建立这一时间段。随着1970年代澳大利亚联邦逐步废止歧视有色人种的“白澳政策”，学界对其殖民地时代的种族主义问题也开始了溯源性的反思。①就本质而言，殖民地时代的“种族主义”与自然科学有密切关系。因为，近现代“种族主义表现为世俗化的产物，表现为非宗教的科学现代思想的产物。所根据的标准是：人由于其自然归属于价值不等的种族(‘进化度’不同)，价值也不同，应当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1](P16)很大程度上，正是依据人群的自然生理属性差异，澳洲殖民地时代的白人种族主义才不断落实为各种制度。是故，在分析种族主义问题时，学界既应该批判其中涉及的社会权利分配不公问题，也要关注处于话语强势地位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如何去理解并且利用有色人种的生态环境特征，亦即他们对后者塑造了怎样的“环境形象”。 在环境史学看来，除了物理意义的环境，社会文化及舆论认知中的环境也是值得关注的。[2](P6)分析澳大利亚殖民地时代有色人种的“环境形象”，实际上就是要剖析白人种族主义思想中对“他者(other)”环境的认识与刻画。既然涉及一种观念印象的问题，本文认为通过选取分析当时的种族主义漫画会更有助于理解“环境形象”问题。在该时代，澳洲主流媒体如《公告》(Bulletin)、《阿耳弋斯》(Argus)、《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arold)、《墨尔本潘趣》(Melbourne Punch)等，都擅长用漫画鼓吹种族主义舆论。②尽管漫画未必能精确勾勒社会现实，却更能直观生动地折射出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倾向。由此，本文选取了澳大利亚殖民地时代报刊中一些长期被人忽略的漫画史料，将其归为三类个案研究，藉此解析它们所表达的有色人种的“环境形象”。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环境”的概念，将不仅局限于外在于人类社会而存在的自然环境，还包括有色人种自身以及城市环境亦即“人工环境”(built environment)。因为在当时，有色人种身体本身也作为一种对立于白人的环境而被渲染了，而城市环境作为赴澳移民与自然互动的历史产物，更因其承载了大量有色人种群体而成为构建种族主义“环境形象”的重要素材。 一、“灭绝”与“教化”——澳大利亚土著人的环境形象 在绝大多数白人殖民者眼中，与许多地方的土著一样，澳大利亚土著是野蛮落后且颟顸不堪的。面对白人移民对澳大利亚土地的侵夺，土著日益无力的抵抗更令殖民者对其产生轻蔑的态度。白人移民的拓殖不仅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在澳大利亚“荒野”中蔓延，更被认为昭示着欧洲物种对本土物种的全面替代。1832年，查尔斯·达尔文就曾在考察一个白人牧场后感慨地说：“英国种的猎犬‘灰狗’是鸸鹋和大袋鼠的克星。这些动物的灭绝可能还需要较长时期，但它们的命运已定，当地的土著民经常到农场来借‘灰狗’。殖民者借给土著民‘灰狗’，宰杀家畜后把内脏下水分给土著民，或分给一些牛奶，来拉拢土著民，而他们的农场、牧场也就逐步向内地扩展。没有头脑的土著民被这些小恩小惠蒙蔽了双眼，还欢迎白人的到来，而这些白人看来早已决定要让他们的子孙后代来继承这片土地。”[3](P412) 显然，达尔文清楚地认识到，白人对澳大利亚土著的优越性，不仅是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的，更是环境生态上的。包括白人本身在内的欧洲舶来的各个物种，一起构成了本土物种无法抗衡的强势。在这种话语中，达尔文用澳大利亚固有生态环境被摧毁来暗示土著本身将灭绝的前景，因为土著羸弱无能的形象与他们所处的脆弱环境是一体化的。 不过达尔文只代表一批人的观点，许多在此定居的白人殖民者在面对土著时更愿意把自己想象成文明的传播者。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与土著人有更直接而全面的接触，一定程度上能够认识到土著的能动性与生命活力。更重要的是，白人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掠夺行径也可以就此披上“播种文明”的道德外衣。作为澳大利亚第一批白人拓殖者之一，沃特金·坦奇就基于自己的切身经历对土著做出了一种看似矛盾的认识：“若把这里的土著人看做一个民族，去衡量他们一般的进步和造诣，这个民族的层次肯定不会高，甚至在野蛮人里也是落后的。……然而，新南威尔士的土著们有相当多的聪明智慧，或者说是敏锐的理解力，……我们要区分无知和不理解。……对于他们熟知的事，他们不仅表现出敏锐的洞察力，也表现出准确的判断力。”[4](P251-252)在坦奇等人看来，“教化”土著而不是坐观其灭亡也是白人面对土著时的一种可行选择。坦奇补充论证道：“非洲人身上散发的那种恶心的臭味，在他们(澳洲土著)身上也有，不过只是在他们的土著状态下才有，和我们住在一起的那些人，当他们养成清洁的习惯后这种味道慢慢就没有了。”[4](P243)很明显，土著人的文明开化，与其周遭环境的“卫生”是直接关联的。通过“和我们在一起”，让土著接受欧洲人的经验，改变其与环境的既有关系，成为“教化”工作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