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杨共乐 [主持人语]古代世界各文明转型时期的历史是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专题从不同的角度对古希腊、罗马等若干转型时期的历史现象进行讨论，以进一步深化对历史发展规律和特点的认识。王大庆分析了希腊城邦向帝国时代转型面临的困境与趋势，指出陷入危机的希腊城邦并不具备像共和末期的罗马那样建立帝国的条件和动力。杨共乐分析了经济因素在罗马由共和政体向元首政体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指出政体的变革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刘林海分析了罗马帝国后期的“永恒的罗马”的观念，指出虽然“永恒的罗马”的观念并没有随着罗马的衰亡而消失，甚至有所强化，但其具体表现形式却随着现实的变化而有所调整。这种调整是与罗马历史传统的封闭性和开放性特点相一致的。 罗马是西方共和政体的主要发祥地和实践地。集权威、智慧与自由于一体的共和政体不但打破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演变规律，而且也使罗马迅速完成了从小山村向大帝国的过渡，被波利比乌斯誉称为“最佳且最接近完美的政体形式”[1](P6，11)。然而，共和政体也并非始终具有先进性。至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罗马的这种政体已经形同虚设，“既没有躯体，也没有形式”[2](P77)，最后还是没有摆脱灭亡的命运，终为元首政体所替代。 对于罗马共和政体灭亡的原因，近代学者孟德斯鸠认为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元老院对军队的失控。他指出，当罗马的统治局限在意大利时，所有士兵都是公民；军队由执政官征集。军队的人数不多，国家只把有一定财产的人吸收到军队里来。元老院也能密切监视将领们的行动，使其无法作出违反国家的事情。“但是当军团越过阿尔卑斯山和大海的时候，战士们在许多战役中就不得不留驻在他们所征服的地方，这样他们就逐渐地丧失了公民们应有的精神，而在手中掌握着军队和王国的将领们感到自己的力量很大，就不想再听命于别人了。”[3](P48)其二是公民权的扩大导致公民同一价值观的消失。“在过去的罗马城里，人民是被一种同样的精神，对自由的一种同样的爱，对暴政的一种同样的憎恨所鼓舞的；过去在那里，对于元老院的权力和显贵的特权的嫉妒总是和尊敬混合在一起的，这种嫉妒不过是对平等的一种爱罢了。意大利各民族成为罗马的公民以后，每一个城市便表现了它自己的特色，表现了它所关心的特殊利益，表现了它对某一个强大的保护者的依赖。一个居民分散开来的城市再也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且既然人们不过是由于一种特殊的法律上的规定才成为罗马公民的，人们便不再有同样的高级官吏、同样的城墙、同样的神、同样的庙宇、同样的坟墓，因此人们就不再用和先前相同的眼光看待罗马，人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地爱自己的祖国，对罗马的依恋之情也不复存在了。”[3](P49—50)野心家们之所以把别的城市的居民和整个民族引入罗马，为的是制造选举时的混乱或操纵选举。共和政体因为根本无法结束罗马的无政府状态，所以灭亡也是必然的事。 应该说，这一观点虽有其一定合理性，但却缺乏对经济层面的思考。实际上，罗马共和政体的变革与罗马经济的变化有密切关系。本文力图从奴隶制发展和国家经济壮大两个方面入手，对罗马共和政体衰亡的原因进行探析，或许对孟德斯鸠的观点有所补益。 公元前2世纪中叶以来，罗马传统上相对平等的公民经济走向衰落，新的经济成分和新的经济因素在社会上日益占据重要地位。奴隶制就是改变传统经济模式的重要因素。伴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奴隶与公民的人口比例数发生了明显变化。据P.A.布朗特估计：公元前225年，在意大利的自由人人数为440万，而奴隶人数为60万；至公元前43年，大约有450万自由民，奴隶人数达到300万。自由人人口总数变化较少，而奴隶的人口数则增加到原来的5倍[4](P121—131)。 奴隶制由于允许富人剥削外国人而不是本国公民来发展胜利成果，从而改变了自由公民的社会生活条件，改变了意大利以自由劳动为主的局面。一部分上层公民业已脱离劳动；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公民则无所事事，成天寄生于罗马城内。他们视体力劳动为卑贱之事，公民与生产相分离的现象日趋严重。 奴隶制的发展在导致公民普遍厌恶劳动的同时，也加剧了公民间的两极分化。普林尼告诉我们，马尼乌斯·库里乌斯有句名言，他说：“任何一个不满足于7犹格土地的人都应该视作危险公民”，这就是在驱逐了国王之后每位普通公民得到的土地份额[5](18，4)。它反映的是罗马早期的现状。但到公元前2世纪以后，财产超过千万的富裕公民明显增多，“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已成为当时日益棘手的社会问题[6](P28)。公民间贫富分化加大的结果必然是剥夺贫穷公民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从而动摇共和政体之民众基础。 公元前2世纪末叶，马略放弃传统的财产资格限制，不再按照祖先实行的那种等级征兵制原则，取消征兵惯例，允许无产者参军服役，从而为失地的公民提供了一条谋生之道。应该说，马略的改革既有军事上的考量，也符合解决罗马社会问题的需求。这一改革部分地缓和了罗马的兵源不足；部分地解决了无产者公民的生活出路。由于大量的无产者进入军队①，使有产公民兵的性质逐渐改变，与社会生活逐渐脱离的军人集团开始形成。这些来自无产者和贫穷农民的志愿兵不但在服役期间完全依赖于战利品和薪饷，而且即使在退役以后，也没有确定的去所。他们愿意留在军营，服从将军的命令，并希望通过将军之手，在其退役以后获取一块土地。就志愿兵而言，军营便是他的家，从事战争便是他唯一的职业，将军便是他唯一的希望。军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逐渐为军队与将军的关系所替代。将军成了士兵追随和依赖的对象，士兵也就成了将军用以为其自身服务的工具。将军们利用这一工具疯狂掳掠被征服地区，甚至进攻共和国的首都——罗马，争夺性质不明的国家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