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5(565)=534/5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0)04-00123-08 ●周立红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1929年出生于法国卡尔瓦多斯省，巴黎高师毕业生，曾任教于蒙彼利埃文学院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1973-1999年任法兰西公学(Collège de France)现代文明史讲席教授，1987-1994年任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1993年当选为法兰西研究院(Institut de France)院士。勒华拉杜里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新史学”的推动者之一，研究领域包括乡村史、气候史、城市史、宫廷体系、君主制度等等。他于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为他带来世界性声誉，并标志着年鉴学派的“人类学转向”。作为历史学家中气候史的创始人，近年来，他先后出版三卷本《人类气候比较史》，将气候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2008年，我在巴黎人文之家从事“二战后法国一代历史学家”的博士后研究，勒华拉杜里正是我的研究对象之一。2008年12月17日下午，这位为人谦和、学识渊博的老人在他巴黎第15区的家中接受了我的访谈。当时，他正遭受突如其来的眼疾的折磨，但这并没有打乱他的工作进度，《人类气候比较史(卷三)：1860年至今的回暖》就是在患眼疾后付梓出版的。2009年适逢勒华拉杜里教授八十华诞；法国学界为他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以示庆祝。我希望借这一访谈的发表——虽然正式发表时已错过了他的八十华诞——表达对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的敬意。 以下为访谈内容。 ●首先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您的第一部著作《朗格多克的农民》①脱胎于您的博士论文，厄内斯特·拉布鲁斯是您的论文导师，那么您是否遵循着拉布鲁斯的路线，即“抽屉理论”(le plan tiroir)，认为社会是由五个层次构成的：经济的、人口的、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或心态的？ ○没错。我的著作保留了这个体制的物质特性。农业生产，渗透着马尔萨斯观念的人口学，然后是分配运动，它会因人口的急剧增长导致贫困化，然后是局势、稳定、税制、政治，捐税也很重要，最后是宗教问题，探讨的是天主教与新教的冲突。就是这些不同的层次。拉布鲁斯也是价格史专家，这是另一回事。 ●您这本书以大农业周期为背景，您写农村史时，为什么对历史分期感兴趣？ ○这就是说，在11世纪大规模土地开垦浪潮的刺激下，人口数在1320年、1330年和1340年达到最大值，这是第一个中世纪周期的顶峰。随后，黑死病、百年战争先后爆发，人口下降；对于法国来说，人口达到2000万，很快在1450年降到1000万。随后，一个周期又开始了，自15世纪末起，经过16世纪上半期，直到1560年代宗教战争，法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人口急剧增长周期，人口数从1000万回升到2000万。然后，从1560年到1715年或1720年，人口保持在2000万，这是第二个周期。18世纪是人口增长的第三周期，1715年，路易十四时期人口有2000万，大革命爆发前夜达到2800万。1870年达到4000万，然后一直保持在这个高度。这就是三个周期。 ●您在《历史学家的领地》②一书中说过，弗朗索瓦·西米昂的贡献在于把5个以上的历史周期统一起来。 ○的确如此。西米昂现在是有点过时了，但是他认为价格增长运动常常伴随着由需求发展以及贵金属的出现而导致的经济增长。16世纪价格上涨，这既是人口增长导致的，也和玻利维亚白银的流入有关。然后价格走跌：17世纪价格保持稳定，这并不必然是一场危机，而仅仅是持稳，然后18世纪，受制于巴西黄金、墨西哥白银和人口猛增的影响，价格又开始飙升。 ●对您来说，历史周期是不是类似于布罗代尔的长时段？ ○没错，如果您这样认为的话。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有几层含义。有百年的长时段，例如16世纪价格上涨，或拉布鲁斯在《18世纪的价格和收入运动纲要》③中研究的18世纪的价格上涨，还有17世纪价格的稳定。然后还有非常长的长时段，布罗代尔或许有些仓促地把它与地理等同。最后，农业结构相当稳定，地中海的农业结构延续了几个世纪。 ●布罗代尔和拉布鲁斯两人您都认识，他们之间有什么相似性，分歧又体现在什么方面？ ○拉布鲁斯是研究价格史的计量史家，他很关注18世纪的价格上涨，这实际上是繁荣造成的。我们以1693年饥荒为例，2000万法国人中有30万人因此丧生。我们再看1788-1789年的生计危机，这发生在大革命前夕，虽有人在街头煽动闹事，却没有人死亡，说明这个国家取得了很多进步。拉布鲁斯是伟大的价格史家，在他关于大革命前夕危机的著作中，他研究了酒价危机。当时，这个短期的危机是由于天气连续四年炎热，使酒增产造成的，但把这说成大革命的起因，则不一定正确。因为这场危机发生在1778年或1781年，大革命却来得有点晚，无论如何，这说的只是酒的情况。实际上，法国的经济在大革命前发展态势良好。真正的危机是1788年的生计危机，我在《人类气候比较史》中解释了这个现象。布罗代尔呢，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计量史家，至少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第1卷中，只有1页，他写道我们可以做个图表；在第2卷中，有很多图表来自他的学生，因为他让学生帮了不少忙，我也帮了些忙。我认为，布罗代尔首先是个唯物论者，换句话说，他对宗教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小麦、黄金、白银和人口。例如，有一天，我对他说，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在经济成就上有所差异。他对我说，不，我对这不感兴趣。总之，他对宗教不感兴趣，或许在他的晚年有些变化。我呢，我是天主教徒，但在历史研究上，我是唯物论者。我当然相信观念的作用，但我更对物质现象感兴趣，比如气候、人口等等。我年轻时和孚雷很要好，他当时在宗教问题上也是个不可知论者，但他变成了唯灵论者，注重研究观念史。我知道这也重要，但这是两条迥然不同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