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叙事史学的局限 中国的冷战史研究近年来突飞猛进地发展，在档案整理、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和成果出版等诸方面都取得很大的成绩，并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就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的创新而言，进步并不明显。特别是与国际冷战史研究近年来的发展潮流相比，中国冷战史研究在方法论变革方面还相当迟缓，具有宏大的理论视野并运用跨学科方法的著作还不多见，绝大多数成果属于以档案研究和传统叙事为主的兰克式史学。 兰克式的传统叙事史学无疑有其优长。其优雅的叙事技巧、诉诸常识的历史解释、广被运用的教化功能和资治作用以及成果的可读性等等都使传统叙事史学仍然有其生命力，但是兰克史学重叙述、轻分析，重过程、轻问题，重事实、轻意义的特性使其落后于当代史学发展的潮流，在以下三个方面制约着中国的冷战史研究，中国的冷战史研究需要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引入。 第一，传统叙事史学方法限制了冷战史学家提出新问题的能力。当代史学的发展越来越强调史学研究的“问题取向”，学者的研究是以提出问题开始，以收集资料回答问题，并最后解决问题而终，能否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学者的水平，也决定了研究的成败。兰克式史学强调的是叙事，而不是问题，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再现事件的来龙去脉、政策的制定过程和人物的生平事迹，史学家即使提出问题，也主要是在常识范围内追问因果关系，而难以从新的角度提出引入深省、别开生面的有意义的好问题来。这就造成史学家“提问”的能力受到极大的限制。大多数成果成为事件和政策过程的“始末记”，加上一些点缀性的分析或经验式的总结。而跨学科的素养和知识则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具体说来，国际关系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学科都可以为冷战史学家提供观察历史现象的新视角，从而帮助学者提出新问题。举例说来，在中美关系史领域，由于对各种政策、事件和人物的研究都已经相当充分，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新问题的空间十分有限，但时殷弘和吕磊在1996年发表《美国对华态度与中国之加入国际社会》一文，提出“中国对待国际社会的态度以及美国如何影响加入国际社会的进程”的问题，令人耳目一新。①国际社会是英国国际关系学者提出的重要概念，如果对国际社会的理论缺乏了解，就不会提出这一有深度的问题，时殷弘等人正是借用了牛津大学教授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在《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②中提出的国际社会理论，从一个新的角度对中美关系史做出了新的解释。再如，对冷战初期美国对外政策以及相关的冷战起源的研究已经有大量成果，按照传统史学的思路，在这一领域提出新问题几无可能，但是约翰·福赛克(John Fousek)提出冷战初期“美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指出美国人普遍把美国的国家身份界定为“（自由）世界领袖”，这一身份认同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对冷战初期一系列事件的反应。③国家身份显然不是传统叙事史学关注的问题，而是来源于社会学和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实际上，当前外交史和冷战史研究中的很多新问题，都是来自于跨学科的视野。 第二，传统的叙事史学对历史的解释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通常是通过寻找经验事实之间的关联来发现因果关系，较少能在“常规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之外提出对历史的解释。比如就冷战的起源这一问题而言，传统叙事史学关注的是冷战初期美苏之间一系列政策、行动和局部冲突，把冷战的兴起归因为美国或苏联的扩张主义政策，或归咎于两国领导人的“邪恶”，对美国或苏联进行道德的讨伐。而以约翰·加迪斯(John L.Gaddis)为代表的后修正派史学家则另辟蹊径，提出冷战源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国际政治永恒的冲突逻辑带来的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美苏之间的安全困境又由于战后初期双方的一系列误判而出现螺旋式上升并最终导致了冷战。这一解释显然是借鉴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战争根源的研究，比单纯指责美国或苏联为冷战的兴起负责要深刻得多。关于1949-1950年间中美对抗形成的原因，一般的解释是认为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历史上的恩怨、美国的敌视政策和中共强烈的反美主义导致两国缺乏和解的起码基础。但高龙江(John W.Garver)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提出根本不存在一个中美和解的“机会”。他认为中国革命同其他国家的革命一样，都经历了几个阶段：革命之初相对温和，然后迅速激进化，接着走向狂热，直到革命者筋疲力尽之后，革命开始去激进化，最后逐渐又回到社会常态。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国革命正进入急风暴雨的激进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可能执行与其革命意识形态相矛盾的政策，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保持中立，而只有到了中国人的革命激情大大消退，革命者开始疲倦的文革后期，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才有可能。④这一解释可谓别开生面，其依托的理论资源是政治学关于革命，特别是意识形态与革命的关系的研究。 其三，传统的叙事史学重视政府档案，但解读档案的视角较为单一，不善于发现档案的多重意义。在冷战史研究中，学者们为了学术创新而往往对新档案和新材料趋之若鹜，一批新档案的解密往往会导致一批新成果的出现，接下来是一段时期的沉寂，然后新档案的发现又带动一批新成果。由于观察的视角是一样的，对档案的解释也就大同小异。比如，关于约翰逊政府对华政策，近年来中国学者出版了不少成果，但这些成果所讨论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非常相似。而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可以帮助史学家从新的角度解读老的史料，从而得出新的结论。以尼克松时期中美关系解冻问题为例，关于中美关系解冻的背景、过程和双方改变政策的原因和动机，学者们已经相当熟悉，如果按照传统叙事史学的思路解读史料，则难以写出新意来。张曙光教授的新著《接触外交：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则从一个新的角度、运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尼克松改变对华政策的过程，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作者不是去再现中美关系解冻的历史过程和解释中美各自动机与目标，而是把尼克松对华政策转变视为美国实施接触战略的过程，运用国际战略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尼克松时期美国对中国接触外交的设计、实施、评估和调整。⑤该书跳出了传统的现实主义解释，提出了新的解释，推进了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研究，实现了学术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