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们熟悉的历史经验而言，革命总是与危机相连的，那些引发革命的危机，一般表现为广泛的社会苦难，深刻的社会分化，激烈的阶级对抗，统治合法性的丧失，或者国家控制能力的崩溃，等等。但是，美国革命发生的情形却迥然不同。 在革命前夕，英属北美殖民地并不存在明显的政治动荡或社会危机。生活在这里的欧洲裔居民，多数早已摆脱了生存危机，其财产权利和其他权利都有一定的保障。英国在七年战争中获胜，为殖民地打败了威胁最大的外敌。战后经济形势虽有起伏，但并未达到“危机”的地步。一些零星的社会对抗事件，以北美地域之辽阔，自然在所难免，但没有任何一次冲突产生了足以动摇整个社会格局的冲击力。英国和各殖民地政府统治的合法性也没有遇到根本的挑战。然而，英国政府自1764年后着手调整政策，特别是尝试对殖民地居民征税，却忽然间引发了一场重大的革命。 到1787-1788年，新生的美国制定了一部新的宪法。这个举动既是革命的高峰，也标志着革命的结束。按照通常的理解，制宪会议的召开，乃是邦联体制陷入严重危机的结果。但实际情况并没有这样简单。来自各州的数十名精英人物，离开他们原来的岗位，在费城不受干扰地关门商议建国方案，历时达百余天之久；在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各州又为此以各种方式进行了数月不等的激烈辩论，其讨论之细致，分歧之深刻，在美国历史上罕有其匹。所有这一切，在一个动乱不已、形势危殆的国度，显然是难以想象的。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解释美国革命的起因和动力呢？难道它真的是一次独特的、甚至例外的革命吗？ 以往多数历史学家，显然不赞成上述说法。他们依据常规的革命逻辑，致力于从革命前夕的北美殖民地找出足以引发革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或者把邦联描绘成一种风雨飘摇、险象环生的局面。他们的研究视角或多或少都触及了革命的动因，也或多或少得到了证据的支持。一场类似美国革命的重大历史事变，决不是任何单一因素所能引起的。而且，在13个殖民地，要找出符合“危机”特征的局部事件，也是轻而易举的。 但是，美国革命的行动者似乎并不是用这种方式来思考问题的。他们进行革命的理由，同其他国家的革命者的确很不一样。这当然不是说，那些在其他国家引发革命的危机，在北美社会根本就不存在；而是说美国革命者对危机的认识和表述，与通常的看法相去甚远。在美国革命时期，的确有很多人在谈论局势的险恶和危急，给人一种“山雨欲来”之感；但他们所谈论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社会或政治危机，而是“自由的危机”。建国精英所采用的这种“危机”话语，是以他们特定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诉求为基础的，具有明显的想象性质。正是这样一种“危机”想象，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动员和辩护功能，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美国革命的特征。 一、美国革命时期“crisis”一词的用法 在美国革命时期，“crisis”是一个常见的词。据2009年7月6日从“American Historical Newspapers”数据库中检索的结果，在1763-1788年北美历史的转折时期，报纸文章中包含“crisis”一词的篇目多达2389篇。不过，从历史语义学的角度看，当时的“crisis”一词，并不完全是今天所说的“危机”之义。 在现代英语字典中，“crisis”一般是指“紧急、困难或危险的状况”，在这个意义上，中文可译作“危机”。另外它还用作医学术语，指“一种疾病突然向好或向坏转变”，相当于中文的“病情突变”。然而，在18世纪塞缪尔·约翰逊编的英语字典里，“crisis”的含义和用法却有所不同。这个词的基本含义，是病情向危险或好转两个相反方向的突然变化的关键点。这层含义一直保留到今天，只是已变成了次要的方面。在18世纪中后期的英语中，“crisis”虽然指某种非同寻常的时刻或情况，但不宜译作“危机”，恰当的中文翻译应为“转折点”或“关键时刻”。 乔治·华盛顿在一封信中曾用到“crisis”一词。1782年6月23日，有位名叫詹姆斯·瓦纳姆的民兵军官给华盛顿写信，称美国当时的形势令人绝望，只能用“绝对君主制”或“军政权”(military state)来解决问题。华盛顿在回信中承认，“人民的行为”的确令人担忧，但事情还没有发展到如此绝望的地步，他相信“某种幸运的转折点(some fortunate crisis)将会到来，到那时，这些在我看来普遍盛行于各阶层的破坏性情绪，将会让位于对自由的热爱，正是这种自由之爱在这场战斗中一开始就激励着我们”。①他这里提到的“crisis”，纯粹是指一个转折点。 在整个美国革命期间，直接以“crisis”为主题进行写作而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无疑首推托马斯·潘恩。到1776年下半年，美英战局呈僵持状态，大陆军在整体上处于劣势，这表明独立战争将是一个持久而艰苦的过程。这时国内出现了某种不稳定的情绪，有的希望尽快与英国讲和，有的干脆放弃了战斗。鉴于这种局面，潘恩乘着《常识》出版后产生巨大反响的东风，发挥他擅写鼓动性文章的特长，用“常识”做笔名，以“American Crisis”为题，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以激昂而夸张的文字，宣扬独立事业的光荣、艰巨和伟大，抨击英国及其军队的“残暴”和“无能”，鞭笞反对独立、支持英国的“托利派”的“阴险”和“懦弱”，鼓舞爱国者的热情和斗志，声称美利坚人必将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这些文章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大多贯穿一个主旨，就是把当前的考验描述为“自由的危机”。他开宗明义地写道：“这是考验人的灵魂的时刻。在这个严峻的关头(crisis)，那些只能过夏天的战士和只喜欢阳光的爱国者，不免要放弃为国效劳；而那些现在仍然坚持的人，值得男女人等的热爱和感戴。”②那么，当时美利坚人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严峻的关头”呢？照潘恩的说法，“暴政像地狱一样”不易战胜，自由也需付出高昂代价才能维护，因此，在战争中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都是不足为怪的。他把独立战争称作一种崇高而光荣的事业，一场“自由”同“暴政”的决战，无论一时会出现多么艰险的局面，自由最终必胜。在这个意义上说，潘恩所说的“crisis”，就意味着“转机”。用潘恩自己的话说：“任何一场疾病离突变的关口(crisis)越近，也就离痊愈越近。”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