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代国家疫病祭祀中的鬼神观念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琳琳,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世界历史

内容提要:

镇花祭、道飨祭和疫神祭是日本古代国家神祇祭祀体系中的与疫病有关的祭祀。本文主要是分析这三个祭祀中蕴含的与疫病有关的鬼神观念。镇花祭体现了日本传统的“神作祟”观念,道飨祭是一个混合了中日两种文化因素的祭祀,一方面其思想依据是鬼魅、特别是中国的疫鬼观念;另一方面,道飨祭对于鬼魅的态度并非中国式的暴力威胁,而依然采取日本原有对待神的恭敬态度。疫神祭中的“疫神”则是把中国的疫鬼改造为日本式的“神”,纳入日本原有的神祇信仰的话语体系。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从疫病祭祀的角度对三个祭祀进行整体把握,发现道飨祭和疫神祭的鬼神观念均来源于中国的“疫鬼”,以及日本原有的“神”观念对中国的“疫鬼”观念的改造,从而形成国家的神道祭祀中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共存的状态。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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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医学基本术语“传染病”和“流行病”,在我国传统上有多种表述,比如“疫”、“疫疠”、“瘟疫”、“疫病”等。为了行文简洁,本文统称为“疫病”。自古至今,人类一直无法逃避疫病的威胁,翻开中外史书,那一条条关于疫病的记载的背后,有多少生命被无情吞噬。而人类也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应对疫病,既有纯粹医学意义上的治疗,也有宗教(包括巫术)的手段。正如俗语所说的“临时抱佛脚”,即使在医学发达的现代,面对防不胜防的传染病,很多人还免不了求神拜佛。如今,在医学不发达的地区,宗教手段往往还成为人们克服疾病的必然选择,甚至连国家政权都不能拒绝。古今东西,关于疫病的祈祷、驱除仪式不可胜数,从中可以透视出人们多样的疫病观念,比如对影响人类生存的超自然力量的认知和应对措施等。可以说,应对疫病的仪式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容。本文集中探讨日本古代国家应对疫病的仪式。之所以使用疫病祭祀这样的表述,是因为日本古代关于疫病的仪式有很多,既有神道性的祭祀,也有佛教性的读经、仁王会等。本文聚焦于神道性的祭祀,具体来说是《延喜式》中“神祇式”部分记载的三个与消除疫病有关的、由神祇官①主管的祭祀——镇花祭、道飨祭和疫神祭。笔者把三者统称为疫病祭祀。

      《延喜式》是10世纪初由当时日本朝廷编修的一部重要法典,由天皇的外戚藤原时平、藤原忠平领衔主持编写。这部法典对此前颁布的《养老律令》、《弘仁式》等律令格式进行了很好的归纳整理,体例完备,堪称自大化改新到10世纪初期二百多年间日本律令制度建设的重要成果,也是今人研究日本古代制度史和文化史的基础史料。古代日本在法制建构过程中,一向重视祭祀神祇。例如,按照目前日本史学界通行的说法,701年编纂的《大宝令》中就已经有专门涉及朝廷神祇祭祀的“神祇令”,其中规定了朝廷每年在固定时间必须举行的一系列祭祀,如祈年祭、风神祭等等,形成了按照岁时执行的祭祀体系,由此体现出古代天皇制国家在宗教祭祀方面的特征。757年开始实施的《养老令》基本延续了《大宝令》关于神祇的规定。而《延喜式》中的《神祇式》部分,一方面继承了《大宝令》的祭祀体系,同时又反映了8、9世纪之间祭祀领域的新变化,因此其丰富程度远超过《大宝令》和《养老令》,体现出日本古代国家祭祀体系的整体面貌。目前,日本史学界一般把《延喜式》中的镇花祭、道飨祭和疫神祭视为与疫病直接有关的祭祀。

      日本目前对于这三个祭祀的研究一般倾向于对各个祭祀进行分别探讨,而不是从三者同属疫病祭祀这个大的视角进行整体把握。其中,镇花祭的研究最为薄弱,仅有西田长男的《镇花祭一斑》②等寥寥数篇论文。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有关镇花祭的资料非常少。关于道飨祭和疫神祭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一些,研究的重点大致有两个,第一是道飨祭与疫神祭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战前的祝词研究者次田润的观点影响较大。他认为,道飨祭就是疫神祭,“道飨祭总是具有疫神祭的性质,作为恒例举行的是道飨祭,临时举行的就是疫神祭”③。他的主张现在依然被广泛接受。第二是道飨祭的祭祀对象问题。如后文所述,在奈良到平安时代,关于道飨祭的祭祀对象和防范对象是什么,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如《令释》的资料显示道飨祭的祭祀对象、同时也是防范对象为“鬼魅”,而《延喜式祝词》则表明道飨祭的祭祀对象是守卫路口的神,防范对象是来自冥界的“害人之物”。从江户时代一直到今天,不少学者注意到两种说法之间的差异,对此也做过诸多诠释,他们围绕两种说法孰是孰非,哪个是本源、哪个是变型的问题展开过许多争论,但至今依然是意见纷纭,令人困惑。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从疫病祭祀这个大的框架整体把握以上三个祭祀,重点考察与疫病有关的鬼神观念(以下简称“疫病鬼神观念”),包括鬼神观念的演变脉络以及与中国的疫病鬼神观念的联系。

      二、镇花祭与神灵作祟观念

      根据日本学者考证,《大宝令》中就已经有了关于镇花祭和道飨祭的规定④。《养老令》中的“神祇令”部分按照季节顺序罗列祭祀名称,如仲春的祈年祭、孟夏的神衣祭等,共有19个祭祀,但没有对这些祭祀进行更多的解说。镇花祭也是其中之一,放在“季春条”,由此可知该祭祀举行时间为季春,即阴历三月。《延喜式》把朝廷祭祀分为每年在固定的时间举行的“四时祭”和没有固定时间的“临时祭”两个类型。镇花祭属于四时祭,在3月晦日举行,祭祀的对象是“大神社和狭井社”。大神社是位于今奈良县樱井市的大神神社,祭祀的神是大物主神(又名大国主神、大己贵神),狭井社祭祀的是大物主神的“武魂”(日语原文为“荒魂”)。镇花祭由来于崇神天皇时期大物主神作祟引发疫病的传说。《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对这则传说都有记载,其中《日本书纪》比较详细。其大致情节是:崇神天皇五年,“国内多疾疫,民有死亡者,且大半矣。”到了崇神七年,天皇占卜疫病的起因,占卜过程中大物主神通过附体的方式降下神谕,称:“天皇何忧国不治也?若能敬祭我者,必当自平矣!”此后,天皇夜里又梦见大物主神,“是夜梦,有一贵人,对立户殿,自称大物主神,曰:‘天皇,勿复为愁。国之不治,是吾意也。若令吾儿大田田根子祭吾,则立平矣。亦有海外之国,自当归服’。”同年11月,崇神天皇依言“以大田田根子为祭大神之神官”,于是疫病逐渐消除⑤。在这则传说中包含的疫病起因观念是神的意志引发疫病,这本质上属于神灵作祟信仰的一个表现⑥。神灵作祟信仰是古代神道教中的重要观念,即认为神会做出危害人类的事情,这称为作祟,个别人或者大规模人群生病、地震、火山爆发、水旱灾害等,都可以被解释为神的作祟。人们认为神作祟的原因在于没有受到足够隆重的祭祀,因而怒气爆发,惩罚人类。神灵作祟观念是人类智识不发达、面对自然无能为力、只能被动地受自然支配的表现,解决的办法也只能是用奉献供品、恭敬的礼拜祈祷来乞求神灵停止作祟,从而消除疫病和灾害,保佑众生的生命。这属于较早的信仰形态,因此可以说镇花祭反映的是较早的疫病观。

      大物主神作祟制造疫病的传说不止于此。《古事记》记载,垂仁天皇时期,皇子品牟都从小是个哑巴,垂仁天皇十分发愁。一天夜里梦见有神对他说:“若修建如皇宫般壮丽的宫殿来供奉我,此皇子必定会开言。”垂仁天皇经过占卜,得知“此祟乃出云大神之御心”⑦。出云大神就是大物主神。这则传说的情节几乎和崇神时期的作祟传说一模一样,都是天皇遇到不易解决的困难,梦中有不知名的神要求给予隆重祭祀,醒来经过占卜,发现是大物主神作祟。在记纪神话⑧中大物主神是素盏呜尊的子孙,出云国⑨的国主神,在天孙降临到地上世界并准备建立一统江山的时候,大物主神和他统治的出云国被视为障碍,最终以天孙方面供奉祭祀大物主神为条件,不太情愿地让出了出云的统治权。这当然都只是神话传说。日本史学界通行的说法认为,出云势力本来是大和政权的异己力量,构成大和政权扩大统治范围道路上的绊脚石,“让国神话”曲折地反映了出云势力被迫屈服的历史。大物主神两次要求得到高规格的祭祀待遇,可以看作出云势力与大和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神话中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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