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克莱因（Martin A.Klein），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法属西部非洲的殖民主义统治，特别是奴隶制研究，代表作为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属西部非洲奴隶和殖民统治》（Slavery and Colonial Rule in French West Africa）。曾任美国非洲研究学会主席和加拿大非洲研究学会主席；剑桥大学《非洲历史》杂志顾问委员会成员：2004年起，主编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非洲史新研究》（New Approaches to African History）系列丛书。 近年来，国际上特别是在那些与非洲联系密切的西方国家有许多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讨论，其话语比关于“西方在非洲”的要更负面。非洲殖民史研究十分重要，但起步较晚，且非洲本土的专业史学家不多。马丁·克莱因教授在非洲殖民史研究上成就杰出，并培育了众多非洲本土的研究专家。他的第一位研究生在美国历史学会专门设立了“马丁·克莱因非洲历史奖”（The Martin A.Klein Prize），专门奖励杰出的非洲历史研究的英文著作。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孙晓萌受本报邀请，就非洲殖民史研究的发展状况近日采访了克莱因教授。 驳斥殖民主义者关于非洲历史的臆测 记者：非洲殖民主义统治的研究属于史学研究领域，在20世纪不同时期，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都各具特色，您是否可以为我们做简要的概述？ 克莱因：西方大学对非洲历史的研究起步较晚，1948年始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20世纪50—60年代，在非洲大陆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最终导致了非洲国家的独立，非洲历史研究既受到这一运动激发，也与之同步，更主要是满足了非洲民族运动意识形态需要。这一时期，非洲历史研究的主题是驳斥殖民主义者关于非洲历史的臆测，其中，“对殖民征服的任何抵抗是过时的非洲社会对历史力量毫无作用的努力”是最为常见的观点。殖民统冶避免在殖民地培养“民族认同感”，正如我的第一个研究生、来自肯尼亚的穆果·亚格（Mougo Nyaggah）所言，他在非洲使用的教科书上从未出现过一个非洲人的名字。亚格是非洲本土第一批专业史学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在非洲教科书中出现真正非洲人（不包括那些与殖民统治着结盟的非洲人）的名字和面孔。 前殖民主义时期历史和前非洲民族主义史的研究受到较多关注，非洲第一批史学家尤其关注19世纪史。肯尼思·戴克（Kenneth Onwuka Dike）的《尼日尔三角洲贸易和政治》（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Niger Delta）认为，英国在19世纪向尼日尔三角洲地区渗透时受到的最大抵抗来自非洲近代商人，他们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为保持对自己市场的控制而战斗。这一观点驳斥了殖民主义者关于非洲历史的臆测。阿贾伊（Jacob Ajayi）的《尼日利亚的基督传教士：新精英阶层的组成》（Christian Missions in Nigeria:The Making of a New Elite）描述了早期传教士学校中出现的精英新贵阶层。非洲第一位本土历史学者的殖民史著作出自阿菲格博（A.E.Afigbo），他所著的《授权的酋长：1891—1929年间对尼日利亚东南部地区的间接统治》（The Warrant Chiefs:Indirect Rule in Southeastern Nigeria,1891－1929）分析了英国殖民者如何在不具备中央集权的条件下在尼日利亚东部地区建立政权。 我第一次到访非洲的目的是研究欧洲对非洲的征服以及非洲抵抗的历史，当时可以获得的资料乏善可陈，两本专著对我的启发较大：一是法国历史学家卡纳勒（Jean Suret- Canale）的《黑非洲》（Afrique Noire）第二卷中对殖民统治的描述，他将其单纯地视为“开发”，而非是一个脆弱的欧洲殖民地被迫通过非洲人来治理非洲的复杂系统。另一部著作是史密斯（Michael G.Smith）所著的《扎里亚政府》（Government in Zassau），该著作着重研究了扎里亚豪萨城邦的管理模式以及英国“间接统治”在这一地区顺利实施的原因。 殖民地时期的非洲是人类学家的乐土，20世纪50年代，史密斯等众多社会学家们开始着手研究殖民社会的特性。最重要的成果当属年轻的法国社会学家巴兰蒂尔（Georges Balandier）于1951年发表的《非洲的殖民状况》（The Colonial Situation in Africa）一文，他将殖民统治视为种族主义行径。他的研究倾向于非洲的城市和现代化，而非乡村和原始状态，他将殖民等同于完全占领，并将“变化”视为非洲人对这种占领的反应。巴兰蒂尔此后成为法国学术领域中非洲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并培养了一批致力于非洲研究的新一代社会学家。位于卢萨卡的罗得西亚—利文斯通研究所人类学家的成果同样令人瞩目，赞比亚的铜带省和刚果皆为非洲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艾普斯坦因（A.E.Epstein）、麦克斯·克拉克曼（Max Gluckman）和米切尔（J.C.Mitchell）认为，非洲人并非是纯粹意义上的植根于原始村落中的部落民族。无论如何，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都揭示了殖民地时期非洲的变化。 20世纪50年代，政治学家开始涉足非洲研究，并在民族主义和殖民统治末期研究方面占据一席之地，他们对民族主义运动的研究尤其珍贵，对动员的目的及制约非洲国家建构等诸多问题都进行了系统分析。其中，阿贾伊的《尼日利亚19世纪民族主义的起源》（Nineteenth Century Origins of Nigerian Nationalism）一文阐述了19世纪以克里奥尔知识分子为首的西非民族主义挫败的根源。早期的杰出成果包括大卫·基博姆（David Kimble）的《加纳政治史：黄金海岸民族主义的崛起》（Political History of Ghana）和此前近代黑人知识分子先驱爱德华·布莱登（Edward Blyden）及现代的民族主义运动领导者们的研究。霍普金斯（A.G.Hopkins）早期为经济史学家，他所著的《西非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 of West Africa）记录了西非人是如何构建现代经济来抵抗殖民统治的过程，东非地区的代表作为约翰·伊利弗（John Iliffe）的《坦噶尼喀现代史》（Modern History of Tanganyi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