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全球史？为什么要劳神费力地开展全球史研究？如何开展全球史研究？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史学界远没有形成明确的认识。笔者两年来一直在翻译、校对、主编《全球史读本》①，同时也从事全球史专业研究生的教育。主要依据编入《全球史读本》的文章的内容，也根据自己科研与教学的感悟，笔者针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一 如何界定全球史？已存在一个世界史学科，何以又生出一个全球史学科呢？这是困扰国内学者——不仅是历史学从业者——多年的问题。其实国内学者近年来对于这些问题已经给出了较为明确的解答。刘新成在《新全球史》中文版序言中指出，全球史也称“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20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起初只是在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门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以后演变为一种编撰世界通史的方法论，近年来也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其影响也越出美国，走向世界。②刘新成教授还指出，全球史研究的含义就是“大范围的互动研究”，全球史观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核心理念“互动”，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接触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领域实现的互动。③梁占军撰文指出，“全球史”与“世界史”在考察对象、考察视角、研究方法、治史理念方面表现出诸多不同，“可以界定为历史学门类下一个正在形成的新的学科分支”。④与这种观点相类似，刘文明在《什么是全球史》的“译后记”中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指出，新兴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是以往世界史(world history)和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的延续、综合与发展。⑤ 关于全球史与世界史的区别，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杰里·本特利在接受《中国图书商报》记者采访时借用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名句予以回答：“‘无论你用哪种名称称呼玫瑰，她总是会散发着迷人的芬芳’，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我们给它的称呼，而是花本身和它的性质，世界历史和全球历史也是如此，对英语世界中的大多数历史学家而言，在世界史和全球史之间也并无区别，从我个人而言，这两个词我经常互用，无论你使用哪个术语，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将宏观历史过程进行明晰的聚焦。”⑥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以吴于廑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史学家倡导构建可以与西方接轨的“世界史”，重视历史发展的横向联系，但吴先生也承认这是一项“方在开端”的工作。二十多年来这一工作举步维艰，进展缓慢。 至此，在总结前述各种观点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全球史”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它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进程——人类在顺应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人与群体的互动中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其次，它是一个新的学科分支。既然“世界史”作为外国史在中国史学界已经约定俗成，我们不妨尊重特殊环境下形成的这一概念，尊重其框架结构，让其沿着既定的道路发展，而把新兴的“全球史”界定为历史学门类下一个新的学科分支，与“世界史”并存，这样两者都可以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并且相得益彰，互相促进。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分支，全球史所探讨的是“超越了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等界限的历史进程，这些历史进程对跨地区、大洲、半球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事务都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气候变迁、物种传播、传染病扩散、大规模移民、技术传播、帝国扩张的军事活动、跨文化贸易、各种思想观念的传播以及各种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扩张”。⑦这些研究内容涉及人种、生物、生态、地理、气候、环境、疾病等许多学科领域，因此，除历史学的实证主义方法之外，还更多地采用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跨学科研究方法。 二 为什么要从事全球史的教学与研究呢？这里就要提及全球史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这需要从全球史所关注的主要内容——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说明。 在今天的世界，一方面，全球化如火如荼地向前推进；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将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存在。在忠于自己的群体与参与全球化进程之间，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用怎样的协调方式呢？以美国为代表的“己所欲者，必施于人”的方式显然是不可取的，历史上的无数冲突、战争就是由于类似的原因造成的。其实，人类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协商合作、求同存异、互利互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交往方式，哪怕是在遥远的古代。全球史的研究已明确告诉我们这一点。 威廉·H.麦克尼尔认为，“与外来者的交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⑧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全人类从属于一个本体，人类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真正孤立的人群，他们总是相互交往的。从最早的历史时期开始，互动就开始影响着人类。从智人作为一个物种在35000-40000年前登上历史舞台起，人类就走上了长途跋涉的迁移之路。到公元前15000年，人类分散到地球上几乎任何一个可以生存的地区。通过对语系、血型和物质遗存的特征和分布的研究，学者们可以相当精确地追溯一些民族在史前时代的活动。尽管现存的材料不允许我们深入了解迁徙中的人们的经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迁移早在史前时代就导致了互相间的跨文化碰撞，尤其是工具、武器和诸神的广泛传播，证明了史前时代人们已进行远途的交流。随着交往越来越深入、越来越频繁，麦克尼尔所探讨的欧亚非“共生圈”形成了。这一“共生圈”囊括了从中国到非洲和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农耕地带，到公元1000年，这里的商路发展成为“成熟的世界市场”，东方和西方在这里走到了一起。那么，这一庞大的“共生圈”体系是靠什么维系的呢？麦克尼尔认为，商业实践实际上逐渐地创造出了一套可行的商业法则，这些法则大大有利于规范跨越文化边界的交流。不仅如此，欧亚世界主要的宗教：基督教、儒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都认同并规劝虔诚地对待陌生人，这就为外来者和异教徒留出了空间。因此，尽管不曾有过任何统治集团在政治上统治整个欧亚非共生圈，但是一套粗略的道德法则的确出现了，并且卓有成效地把跨文明交流的风险降低到能容忍的限度。各个地方的统治者渐渐认识到，用征税来取代对外来者的掠夺，可以获取更大的利益。被统治阶层也同样学会了对外来者的容忍，因为在这种交往中他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改善。由于这些认识逐渐变得普遍，可付诸实施的（并且具有明显一致性的）商业法在欧亚大陆的一些港口和其他一些大的城市中心出现了，另外，针对那些深入内陆乡下的外来者，还有一套非正式的习俗规定作为补充。论述至此，麦克尼尔郑重地告诫全球史研究者：应该把这一点作为自觉研究的目标。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