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众主义在拉美社会研究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对民众主义的含义，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很大的争议。1965年阿根廷社会学家道尔瓜多·蒂·代亚(Torcuato Di Tella)提出，民众主义是得到了城市劳工以及反对现状的其他集团支持的一种政治运动，但是其领导者并非来自工人②。此后，学术界从政治、经济等不同角度对民众主义作了不同的概念界定。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民众主义的定义又有了新的发展，其中库尔特·韦兰德(Kurt Weyland)的观点受到普遍重视。他将民众主义定义为一种“政治策略”。他认为，民众主义是个人化的领导人通过非制度化的直接方式来动员大量处于社会基层的追随者以此来获得国家权力以及稳定政权的一种政治策略；该领导人还要向追随者承诺给予精神和物质上的帮助；追随者则通过支持领导人给予回报③。对于考察“破壳而出”的民众主义，库尔特·韦兰德的观点具有很强的实效性。与其他思想流派的形成一样，在进入主流社会之前，民众主义思想的成长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国家特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变革的合力使然。因此，单纯地将民众主义定义为一种“政治策略”不免有些失之偏颇。笔者认为，在作为政治策略的外表下，民众主义是一种具有深刻社会根源的不断发展的社会思想。 在民众主义最活跃的舞台——拉丁美洲，民众主义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是当时社会结构变化的产物，同时也是民众主义自身在不断成熟过程中不可跨越的过程。阿根廷的民众主义尤其如此。到目前为止，民众主义在阿根廷曾“梅开三度”。这三次不仅与阿根廷几次重大的社会转型期相配合，而且展现了民众主义成熟的过程。民众主义在阿根廷的成长过程到现在依然没有停止。根据阿根廷民众主义自身发展的特点，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早期民众主义”、“经典民众主义”、“新民众主义”。“早期民众主义”是指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伊波利托·伊里戈延(Hipó1ito Irigoyen)时期，阿根廷出现的最早的“民众主义”。“经典民众主义”是阿根廷民众主义充分发展时期，也是最为人们熟悉的时期。这个时期基本相当于阿根廷历史上重要的庇隆时期。“新民众主义”是指相对于“新自由主义”而在阿根廷出现的民众主义自我修正的一个新时期。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阿根廷民众主义的研究绝大部分是集中于后两个时期。对“早期民众主义”的关注比较少。 国外学者尽管对“早期民众主义”已经给予了关注，但是相关的成果并不丰富。有关此问题的专著比较少，其中戴维·罗克所著的《1890-1930年阿根廷政治——激进主义的沉浮》（David Rock,Politics in Argentina 1890-1930-The Rise and Fall of Radicalism，1975年版）最具代表性。作者以1890-1930年阿根廷社会中各阶层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为主线，阐释了阿根廷激进党和激进主义的发展变化。此书对理解早期民众主义的兴起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此外，鲁道夫·普伊赫罗斯所著的《伊里戈延主义》（Rodolfo Puiggrós,El Yrigoyenismo,1965年版）、爱德华多·包蒂斯塔·庞德的《激进公民联盟的理论——起源与实践》（Eduardo Bautista Pondé,Doctrina de la uníon cívica radical-origen y aplicación，布宜诺斯艾利斯1989年版）等都从不同角度对激进党和早期民众主义进行了研究。除了研究较为集中的专著外，在其他一些相关的著作中也有涉及此问题的研究。例如，戴维·罗克的《1860-1916年阿根廷国家机构和政治运动》（State Building and Political Movement in Argentina 1860-1916，2002年版）。作者对民众主义战胜寡头势力走到阿根廷政治中心的社会、历史原因作出了翔实的分析。达里奥·埃顿所著的《阿根廷政党与选举—历史、论述、总结1910-1966》（Dario Canton:Elecciouesy partidos politicos en la Argentina-historia,interpretación y balance1910-1966，1973年版）、彼得·H.史密斯所著的《1904-1955年阿根廷和政治精英之间民主政治斗争的失败》（Peter H Smith:Argentina and the Failure of Democracy-conflict among Political Elites1904-1955，1974年版）等书中，都在一些章节中或对早期民众主义的兴起的时代背景或对早期民众主义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剖析。此外，在论文方面也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例如，卡尔·索尔伯格发表的《1916-1930年阿根廷关税与政治》(Carl Solberg,"The Tariff and Politics in Argentina 1916-1930,"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53,No.2,May,1973)；理查德·J.沃尔特发表的《1918-193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政治与政府》(Richard J.Walter,"Municipal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n Buenos Aires,1918-1930,"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Vol.16,No.2,May,1974)以及《伊里戈延第一届政府时期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选举：社会阶级与政治倾向》(Richard J.Walter,"Elections in the City of Buenos Aires during the First Yrigoyen Administration:Social Class and PoliticalPreferences,"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58,NO.4,November，1978)等④。 近些年来，国内有些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的研究，在已发表的有限的几篇论文中略有提及，还没有进入系统的研究阶段⑤。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虽然已经开始关注伊里戈延时期的民众主义研究，但是从总体来说，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本文欲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的理论进行一些试探性研究。 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结构上，阿根廷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早期民众主义”就诞生于这个历史巨变时期。在经济上，从19世纪末开始，阿根廷通过开发国际市场上畅销的大宗产品——农产品和畜牧业产品主要是牛产品，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并开启了本国现代化的进程。到20世纪初，阿根廷经济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过去贫穷、落后的国家面貌开始发生改变，为现代化进程的继续深入开辟了道路。同期，阿根廷的政治上也经历了重要的发展时期。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阿根廷逐步抛弃了各地考迪罗各自为政的混乱时期，进入寡头政治时期。寡头政治的建立为阿根廷政治领域带来了秩序和稳定，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证。但是，寡头政治在强调秩序的同时忽略了政治领域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到20世纪初，寡头政治日趋僵化和保守。建立在寡头政治基础上的秩序和稳定已经成为阿根廷政治发展的绊脚石。在社会结构上，经济上的发展和繁荣改变了原来停滞、落后状态，为阿根廷社会带来了新生力量即中产阶层和工人阶级。中产阶层主要集中于沿海大城市的工商服务业中。在阿根廷产业链中，工商服务业既是农牧业经济的依附产业，又是农牧业出口经济不可缺失的补充。20世纪初，阿根廷的非农牧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中产阶层踌躇满志，现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也在这一时期进入阿根廷社会。但是，此时阿根廷的工人阶级由于大多还是外籍移民，因此他们更多地关注经济利益。中产阶层和工人阶级的出现使得阿根廷社会结构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在阿根廷这个有机的社会整体中，封闭、僵化的寡头政治与经济上的开放、发展及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和流动性形成了鲜明对比，成为影响阿根廷社会进步和现代化深入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阿根廷社会中存在的这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为早期民众主义的产生培育了肥沃的社会土壤，创造了必要的现实条件。 “早期民众主义”理论的形成又与阿根廷激进公民联盟即激进党的成长是密不可分的。激进党是于1890年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传统老党公民联盟中分裂出来的。当巴托洛梅·米特雷领导公民联盟走上与当时掌权的保守派合作的道路时，激进党在莱安德罗·阿莱姆领导下，坚持拒绝与保守派妥协的立场，逐渐发展成为阿根廷政坛上最重要的反对党。阿莱姆领导的激进党虽然明确拒绝与保守派妥协，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政策和策略。1896年阿莱姆自杀身亡，他的外甥伊波利托·伊里戈延成为激进公民联盟最杰出的领导人。从此激进党开始了伊里戈延领导时期。伊里戈延带领激进党在阿根廷政治舞台上由局外人变为主角的过程正是早期民众主义理论在实践中形成、发展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