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1917-)，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曾出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声名远播，被誉为美国“新世界历史运动的领军人物”①和“世界历史的‘现代开创者’”。②麦氏一生治学严谨，著述宏富，耄耋之年尚笔耕不辍。其著述已有许多被译成中文，据不完全统计，共计有7种10余部（篇）之多。③据笔者所知，当代西方史家的著述能够以如此规模被引进、介绍给中国史学界的实不多见。 国内学界曾对麦氏史学成就作过一些分析评述，如郭方曾两度撰文评介麦氏的《西方的兴起》一书；④钱乘旦撰文评介麦氏的《世界史》。⑤张广智、张广勇也从史学自身发展变革的角度，对麦克尼尔的著述和特点以及他在西方或欧美史学史的地位进行了简要的评介。⑥尚有一些评述是以同其译著相结合的“译者序言”的方式出现，如麦氏《欧洲史新论》一书的译者，台湾学者刘景辉撰有《论历史教育的时代意义：由〈西方的兴起〉谈起》的长文。此外，尚有陈方正为《竞逐富强》一书译本所撰写的序言。他们对麦氏史学思想与成就进行的评点，多有独到、精妙之论。近来，笔者受北京大学出版社之托，将麦克尼尔与其子约翰·R.麦克尼尔(John R.McNeill)教授⑦于2003年合撰的一部新作——《人类之网：世界史鸟瞰》(The Human Web: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译介给国内学界。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笔者曾对麦克尼尔的主要著述进行了一番阅读，感触颇多。而本文试图就麦克尼尔的史学思想及其成就作些探讨，敬请学界同道指正。 一 英国著名学者巴勒克拉夫曾多次对麦克尼尔的史学思想和主张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特别推崇其撰著的《世界史》为“近年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推动作用”和“最为著名的”著作之一。⑧这一评价奠定了后来史学界对麦氏史学成就的地位与作用的认知基调，也确实得到了包括中国史学界在内的国际史学界的广泛认同。但在笔者看来，似乎人们对麦氏史学成就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一个方面，即他对当代史学贡献的认知和评估，而对其产生的时代、学术背景，尤其是麦氏对以往西方传统史学的认识和批判还欠充分和深入。从学术史角度上讲，明晰麦氏学术主张形成的“内在理路”和“外缘背景”，实为剖析其成就和影响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 （一）对“维多利亚史观”的反动 20世纪上半叶英美史学的一个重要成就是由英国著名史学家阿克顿勋爵领衔主编的《剑桥近代史》第1卷刊行问世。此时，据麦氏本人讲：正值大西洋两岸的近代史教学刚刚专业化，列入中学与大学的课程之中。⑨进入20年代，美国的一些大学开创了一门名为“西方文明史”的课程。30年代，其他大学也纷纷跟进，开设这一课程。40与50年代可谓是这门课程的全盛时代，几乎各个大学都将其列为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而《剑桥近代史》的第1卷中，“清楚地显示出欧洲史的整个意义——自由的扩张史，这就是欧洲史的基本形态。因此，这些在英国和美国担任近代史教学的第一代人物在《剑桥近代史》中找到了他们的目标，找到了他们的楷模”。于是该书的观点“很快成为英美大中学校欧洲近代史课程与教科书结构的基本骨架”。因“《剑桥近代史》成于维多利亚时代”，所以该书的指导史观又可称为“维多利亚史观”。 从社会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麦克尼尔认为“将英语世界三代学者、专家对历史的了解组织起来的确是一项伟大的成就。那些赋予欧洲近代史这样庄严伟大意义的19世纪人们，值得我们衷心感佩。的确，将人类历史看成是一个在自由政治制度的范围之下走向更完善的自由境界的漫长与连续的演进过程，应该算是该世纪的主要学术成就之一”，而且“它不仅取代了传统的基督教神定历史观，而且对于英美两国的政府活动所受到的限制与约束，也找到了合法的理论根据。所以它也成为大部分英美人士对欧洲史的看法。尤其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厘定，会产生左右的力量”。⑩就上述文字而言，笔者以为麦氏对维多利亚史观的兴起、传播以及其所具有的时代作用与意义的认知与评价应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 然而，及至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文明史”一课在美国大学教育中的显赫地位一落千丈，骤然间便跌落到“不是被干脆取消就是被列为选修课程，而学生们当然也不再拿这门课程当回事了”的悲惨境地。(11)“西方文明史”课程在美国大学中所经历的这种“悲剧”，必然令走上大学讲台之后，一直执鞭讲授“西方文明史”课程的麦克尼尔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他指出，“一部欧洲史就是一部‘自由’的成长的历史观念”，虽定型于19世纪末期，但其“渊源非常古老，它可以说是根植于欧洲文化遗产的核心处”。从精神观念和社会演变的双重视角，麦克尼尔对古代希腊、罗马史学、中世纪基督教史学和18世纪法国理性主义史学的观念的衍生和演变进行了一一梳理，辨析其中所蕴含的所谓“自由”与“进步”的因子。他指出，及至19世纪，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将“自由”与“进步”的大旗高高擎起，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也似乎为此提供了一套颠扑不破的科学基础。大约从19世纪中叶始，西方的史学家们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价，认为这两个孪生运动，促成了欧洲个人主义的发展，为18与19世纪政治自由的扩大铺路。日耳曼新教徒与英国人认为这一类的观点很能扣人心弦，极富说服力，而法国史学家们提出了1789年大革命为欧洲人提供了通过奋斗以实现政治理想的典型，因而它是人类追求政治自由的重大里程碑和历史灯塔。至19世纪末期，英美学术界也承认了法国大革命是欧洲走向完美的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的现代运动中的中心事件。如此一来，一部环环相扣、循序渐进的西方文明史便铸造出来了。而这一切，就英语世界而论，都包括在《剑桥近代史》这部阿克顿勋爵策划的大著作之中。(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