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后，关于伊拉克民主的讨论在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国外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观点，即伊拉克存在着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的政治文化，历史上没有民主传统或民主实践。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伊拉克缺乏民主经验(democratic experience)，理由是伊拉克历史上不存在民主的最基本元素。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东研究所主任穆哈夫·贾贾提认为：“伊拉克历史上一天民主也没有。”②美国前中东特使爱德华·派克(Edward Peck)说：“伊拉克历史上没有民主实践，因此现在没有民主发展的参考指南(manual)。”③斯坦福大学研究民主转型与巩固理论的专家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也认为：“伊拉克构建民主制度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条件远不令人满意。它与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不一样，伊拉克历史上不存在着多党民主，至少是半民主的政府。”④另一位著名学者托马斯·卡罗舍斯(Thomas Carothers)也说：“伊拉克缺乏民主的理论与实践。”⑤以上西方学者认为伊拉克伊斯兰政治文化本体内核是反民主的，伊拉克历史被叙述为威权主义的延续，其政治动员依赖中央权威的巩固与加强，国家机构是鼓动民众支持政府的工具。这些观点与西方学术界盛行的“伊斯兰民主荒漠论”殊途同归。实际上，西方学者只是关注了1958年后的伊拉克历史构成，忽视了1921-1958年伊拉克哈希姆王朝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本文通过这一段伊拉克历史的研究，阐述伊拉克民主实践的起源、政党政治的发展，议会生活的变迁以及民主实践失败的原因，以弥补学术界对这一段历史研究的不足，纠正西方学者对相关命题的误读⑥。 一、“民主实践”的缘起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经说过：“民主是一种迷人的政体形式，它各式各样又充满无序，给予同等的人和不同等的人以同样的一种平等。”⑦由此可见，民主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主题。恰恰是民主所具有的漫长历史导致了学者们在该问题上的混乱和歧义，因为对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人们来说，“民主”意味着不同事物。与其说民主是一种有赖于民众去采纳和实行的政治制度，还不如说民主是一种有赖于哲学家们去理论化的主题。 民主是以政治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从理论到实践之间还存在一个中介物，即社会发展的需要。由于民主思潮与政治发展之间存在互动联系，前者的盛行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国情和民意的走向。也就是说，任何事物的兴起都有其特有的历史发展脉络，伊拉克哈希姆王朝的“民主实践”也有其特殊背景。 一是20世纪初，伊朗、奥斯曼帝国内民族主义运动与宪政革命对伊拉克民众的影响。以上两件事情促使伊拉克的文化阶层与城市居民产生了朦胧的民主意识。甚至在伊拉克南部较为保守的什叶派小镇，人们也开始谈论“自由与正义”，对奥斯曼帝国的专制主义提出挑战。1909年4月，巴格达一份报纸的文章认为，大多数伊拉克民众对专制主义表示反感⑧。 二是1920年起义及其成立的机构对未来伊拉克国家构建的意义。1920年，伊拉克中部与南部的部族揭竿而起反对英国占领伊拉克⑨。在什叶派圣城纳杰夫，起义者建立了通过民主选举的临时政府，成立立法与行政委员会。委员会包括8名成员，城市每4个区选举两名代表，投票箱设在城市的市场中心，选举活动在1920年8月25日进行，次日宣布结果。伊拉克公民则表现出参与选举和投票的热情。 三是萌芽中的自由态度与民主实践还表现在伊拉克新闻与出版业。正如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所指出的那样，因为民主“具有人道的吸引力而专制政治都加以非人道的排斥”，所以那些强调民主需要社会文化前提的学者低估了“民主所具有的普遍吸引力”⑩。20世纪初，新闻与出版业改变了伊拉克民众对专制主义的看法。随着具有改革思想民众人数的增多，报纸在记录与反对独裁政治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新闻与出版系统这种质疑与批评之声一直存在于伊拉克哈希姆王朝时期。在君主制的前10年，报纸批评对象主要是英国在伊拉克的委任统治，以及英国人对伊拉克人的偏见(11)。 四是在一战后，伊拉克民族独立国家开始形成，这是“民主实践”的历史前提。1921年6月，伊拉克国务会议宣布费萨尔为伊拉克国王。在7月底实行的全民投票中，官方宣布有96%的投票人支持新国王(12)。各省在支持费萨尔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具体的政治要求，其核心思想是限制国王的权力，向民主政治过渡。一些政党要求在完全自由的基础上选举议会，伊拉克宗教人士也要求费萨尔一世建立议会民主与宪政国家，呼吁现政府允许新闻出版自由、成立政党、民众享有集会等权利。1924年，伊拉克通过了具有宪法性质的组织法与选举法，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拥有两院制的议会，允许政党参与政治。 一个现代政治体系会在许多方面受到其国家历史的影响，其中影响最深的恐怕要算是这个体系的政治文化了(13)。由以上可见，伊拉克历史传统与政治文化并不是西方学者所说的热衷于威权主义，而是有着追求民主的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