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法兰西独特性

      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于1931年出生于布列塔尼一个小学教师家庭，1952年进入巴黎高师读哲学，并获得哲学教师资格，后任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出版了一系列影响深远、具有原创性的历史著作，其核心主题是法国大革命和法国公立学校。作为弗朗索瓦·孚雷(Franois Furet)的挚友和长期合作者，她和孚雷共同主编《法国大革命批判词典》(1988)、《吉伦特省和吉伦特派》(1991)和《共和政体降临的世纪》(1993)，更新了对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开创了相对于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史学的法国大革命批判史学。她论法国大革命的专著《大革命的节日》(1976)、《新人：论法国大革命》(1989)和《瓦伦：君主政体的覆灭》(2005)在学界亦有较大影响。作为法国公立学校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她出版的著作有《小学、教会和共和国：1871-1914》(1962)、《法国的小学：论法国大革命、乌托邦和教育》(1984)，还和同为历史学家的丈夫雅克·奥祖夫一起出版了《小学教师的共和国》(1995)。进入晚年以来，莫娜·奥祖夫仍旧笔耕不辍、新作迭出。她通过文史哲跨学科研究，对女性地位、法国大革命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展现等问题进行了卓越的研究，这方面出版的著作有：《女人的言辞》(1995)、《民主的缪斯》(1998)和《小说的见证》(2001)。莫娜·奥祖夫的《瓦伦：君主政体的覆灭》一书获得参议院奖(Le prix du Sénat)，《小说的见证》获得吉佐—卡尔瓦多斯奖(Le Prix Guizot-Calavados)。2004年，她的所有历史著作获得法兰西学院年度大奖——戈贝尔大奖(Le Grand Prix Gobert)。

      2008年11月7日，我利用在法国访学的机会在巴黎6区莫娜·奥祖夫家中对她进行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访谈。

      问：首先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我们先从您的家庭出身谈起，您出生在布列塔尼一个小学教师(instituteur)家庭，这是否对您后来从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学校和小学教师的研究有些影响呢？

      答：没错，是有些影响。我父母在布列塔尼一个乡村当小学教师。20世纪30年代，布列塔尼的乡村由于学校战争(la guerre scolaire)①一分为二：一边是公立学校，一边是天主教学校。两个世界互相为敌而又互不相知。公立学校传授共和国价值观，共和国正是多亏小学教师的工作才在法国扎下根来。我就是在学校这个封闭的世界里度过童年的。因此，我的第一本书写的是学校、教会和共和国的关系②并不是偶然的。

      问：但您的父亲除了是小学教师外，还是布列塔尼民族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正如您刚才说的，共和国是靠小学教师立足的，那在他身上不是有些矛盾吗？这种矛盾对您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答：的确有两种互相对立的传统：共和国传统主张的是普世主义，而布列塔尼传统强调的是地方主义。我在学法语之前先学的是布列塔尼语，前者用于公共生活，后者用于私密场合。还有两个图书馆：家里的书房摆放着三个布列塔尼法语作家——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拉梅内(Lamennais)和勒南(Renan)——的全集；学校的图书馆则收藏着保罗·玛格丽特和维克多·玛格丽特(Paul et Victor Margueritte)、埃克多·马洛(Hector Malot)、阿尔封斯·都德、法朗士、雨果的作品。家里和学校讲述两种版本的故事，推崇各自的名人，呵护各自的高傲。两边说的不是同一类事，翻开的也不是同一类书。盖克兰(Bertrand du Guesclin)③在学校被尊奉为布列塔尼英雄，在家里我们却只叫他叛徒(an Trubard)。相反，家里把爱尔兰新芬党成员(Les Sinn-Feiners)看作爱尔兰独立的英雄，学校却贬低他们。所以我的童年充满困惑，这对我后来的人生影响很大。我正在写一本书④，谈的是法兰西民族的构建以及法国人接受多样性的过程中经受的种种挫折。

      问：作为小学教师的孩子，您的求学路线沿着普卢阿(Plouha)—圣布里厄(Saint-Brieuc)—雷恩(Rennes)—巴黎一路走来，成绩优异；工作后，您著作等身且广受好评，先后获得几个大奖。法兰西共和国“量才录用”(la méritocratie)的体制是否在您身上发挥了作用？

      答：当然了，小学教师的孩子在学习上欠了一笔债，取得优异成绩就像枷锁一样难以逃脱，做好学生是本分。的确我这一代不少历史学家都出身于小学教师家庭，比如阿居隆(Maurice Agulhon)、伏维尔(Michel Vovelle)、让·尼古拉(Jean Nicolas)。

      问：我知道您大学学的是哲学，那您是怎么从哲学家转变成历史学家的？

      答：我根本不认为自己是历史学家，我总是在文史哲三门学科的十字路口做研究。我曾在中学教过哲学，我之所以参加哲学教师资格会考，原因很简单，就是哲学老师每星期只给同一个班的学生上9小时课，这是很大一个优势。

      问：您是否只有阿方斯·迪普龙(Alphonse Dupront)一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