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当代政治舞台上，新保守主义曾是最强势的话语体系，近年来关于它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其中不少研究都十分重视考察其宗教因素。①笔者认为除了福音派新教徒和犹太教徒对于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影响，还应该注意到一批天主教神学家与平信徒知识分子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人参与了构建新保守主义的主要纲领，提供了大量的思想资源、组织资源、人力资源、媒体资源，推动了战后美国保守运动的历史进程。他们用天主教的基本教义和圣经的象征系统来解释政治、经济、道德文化领域的公共事务，从神学的角度论证美国外交政策的正当性和社会体制的优越性，常被形容为政治新保守主义的神父。上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Ⅱ)和现任教皇本笃十六世(Benedict XVI)、美国总统里根和布什父子都与他们有密切联系。值得研究的是，天主教信仰塑造了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不同于其他新保守派的独特性：他们的思想历程与天主教会的内部改革息息相关，他们的理论体系源于天主教神学的一些传统概念，他们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活跃于媒体和政坛，也是为了彰显当代天主教徒的社会影响力。 本文主要从教会史的角度解读美国天主教新保守主义的兴衰起伏，以及他们与自由派神学家的思想交锋，探讨当代美国天主教徒如何处理宗教与社会、信仰与生活的关系，考察这个美国最大的单一教派团体如何应对多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 一 美国天主教新保守主义的兴起 美国是个新教徒占多数的国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天主教徒长期处于被主流社会排斥的少数派地位，这其中既有历史积怨，也有现实利益冲突。随着19世纪30年代、8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的三次大规模移民浪潮，以欧洲移民及其后代为主的美国天主教会迅速发展壮大，但是由于天主教徒工人的工资低、生活贫困、风俗迥异，所以一再遭遇本土主义者的敌视甚至迫害。此外，罗马教廷反对自由主义的立场与美国社会的自由民主体制之间存在种种对立，很多新教徒怀疑天主教徒忠于以教皇为首的外国势力、企图削弱甚至颠覆国家政权。1899年教皇利奥十三世(Leo XIII)批评了称之为“美国主义”(Americanism)的一系列主张，也就是部分美国主教信奉政教分离和宗教宽容的自由主义观点。教皇重申天主教应该成为国教的正统教义，使美国主教团和信徒处于两难境地。美国天主教会在后来的数十年间退回文化隔离区(cultural ghetto)，创建了一整套独立的教区、学校、医疗、慈善系统。美国主教尽量回避有可能引起政教纠纷的事务，专注于教会内部管理和发展，同时倡导激进的民族主义，笼统地支持美国参与的每一场战争，以表达美国天主教徒对教会和对国家的双重忠诚。从美西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天主教徒的参战比例一直很高，他们用鲜血证明了自己的拳拳爱国之心，新教徒和世俗主义者的疑心逐渐消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批参战的天主教徒获得上大学的机会，逐渐成为中产阶级并且搬到郊区居住。美国天主教会的经济实力和信徒的社会地位明显提升，终于摆脱了贫苦的移民教会的保守形象，而且天主教徒人数接近美国总人口的1/4，成为美国最大的单一教派团体（新教人数虽多但是教派林立）。那些在世俗领域获得成功的天主教徒要求适应时代潮流、打破隔离区的藩篱，因为隔离区留给他们的印象就是学校的沉闷平庸、礼仪的华而不实、神学的空洞疏离，他们希望天主教会能够全面融入主流社会，面对美国民众发出自己的声音。② 20世纪60年代的“两位约翰”——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和罗马教皇约翰二十三世(John XXIII)彻底改变了美国天主教徒的少数派心理及美国民众对于天主教会的看法。肯尼迪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天主教徒总统，他那意气风发的屏幕形象赢得了美国选民的爱戴，这与美国历史上首位寻求担任全国性公职的天主教徒阿尔弗雷德·史密斯(Alfred Smith)在1928年竞选总统时遭遇的冷落和打击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历史学者认为美国大众高估了肯尼迪的宗教信仰的虔诚程度，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天主教徒都相信肯尼迪当选总统意味着他们终于被美国主流社会接纳。 另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约翰则是罗马教宗约翰二十三世，他领导天主教会展开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也就是1962至1965年间召开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简称梵二会议），致力于实现“天主教会的现代化”(aggiornamento)。梵二会议明确表达了天主教会积极回应现代世界的态度，正式认同并接受现代化的价值观，诸如多元主义、普世主义、尊重人权、尊重个人良知、重视民主参与等等。20世纪上半叶的进步主义神学家的许多观点都被合法化了，尤其是美国神学家约翰·考特尼·默里(John Courtney Murray)对于《信仰自由宣言》起到了主导作用。③梵二会议承认了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罗马教廷关于政教关系的正统教义与美国宪法的政教分离条款之间的矛盾终于得到解决，“美国主义”不再是天主教徒融入美国社会的障碍，反而成为美国天主教徒用来处理宗教与社会、信仰与生活的关系的准则。美国天主教会的自信和勇气迅速攀升，美国主教和普通信众都不再需要通过强烈支持美国政府的内外政策来表现对国家的忠诚和驳斥反天主教的舆论，长久以来一直被压抑的左派激情和改革雄心终于宣泄出来。 于是，一批激进的美国天主教神学家与平信徒知识分子脱颖而出，成为进步主义神学的追随者和新左派青年的偶像，诸如迈克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加里·威尔斯(Garry Wills)、丹尼尔·贝利根(Daniel Berrigan)和菲利普·贝利根(Philip Berrigan)兄弟等人当时都是新左派的领军人物。1966年，他们联合新教神学家罗伯特·麦卡菲·布朗(Robert McAfee Brown)、路德宗牧师理查德·约翰·纽豪斯(Richard John Neuhaus)、犹太教拉比亚伯拉罕·赫斯切尔(Abraham Heschel)等人创建了“宗教人士关注越战组织”(Clergy Concerned about Vietnam)，奔赴华盛顿的反战动员大会，在大型教堂集会上收集和焚毁征兵卡，慰问抵制服兵役者和逃往欧洲的逃兵。④天主教自由派刊物《美国》(America)、《公益》(Commonweal)、《天主教全国报道》(The 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以及宣扬普世主义的新教自由派刊物《基督教世纪》(Christian Century)、《基督教与危机》(Christianity and Crisis)都是他们经常发表评论的地方。此外，新左派的天主教徒积极推进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支持“新边疆”和“向贫困宣战”的政策，他们批判美国生活方式的虚伪冷漠、白人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故步自封、现代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人类的异化，他们希望神学引导的激进政治能够唤醒美国民众的革命激情，开创一个既不同于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更为人道的理想社会。正如一位研究美国保守运动的学者所言，“在动荡的1960年代，涌现出一大批新生的‘关怀尘世’(worldly)的天主教徒，他们认为天主教会的开放不能满足于半调子的改革。当满怀热情的年轻天主教徒抨击世界时，不可能手下留情。加里·威尔斯的《荒废的唱诗坛》描述了马里兰伍德斯托克修道院的修士离开静修之地，扎营纽约，投身都市贫民窟的传教工作，他们的居所挂满了现代性的标志，甚至包括《花花公子》杂志的裸体照片插页。从最早的抵制服兵役到神甫领导的抗议示威和街道集会，一个引人注目的天主教左派群体加入了激进政治的和声。”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