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理想既是英国中产阶级自我意识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产阶级价值体系的核心，它隐含着构成中产阶级的那部分人的生活重心从外部世界转向了私人世界。鲁尔(John Rule)在谈到中产阶级时指出，“家庭生活”(domesticity)的理想是中产阶级的特征①。达维多夫(Leonore Davidoff)和霍尔(Catherine Hall)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认为中产阶级的家庭理想，有助于他们的联结，并使他们与其他社会阶层区分开来②。具体说来，英国中产阶级的家庭理想，包括家庭与工作的分离、隐私观念和情感联系的加强以及妇女家庭地位变化这三个方面，它们对英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城市郊区化的强大动因，导致中产阶级向郊区地区迁移。国内外学术界在探讨中产阶级的郊区化时更多地强调经济的因素③，但对这种家庭理想与英国城市郊区化的关系，则涉猎不多。本文从英国中产阶级上述家庭理想的三个表征入手，探讨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理想对城市郊区化的影响，以求教于方家。 一 家庭与工作的分离，是18世纪后期逐渐出现于英国中产阶级家庭当中的一种现象，这种分离实际上是指家庭从多样性、混杂性的功能逐渐转变为单一性的功能，也就是说，从父母和孩子共同生活的私人场所以及从事贸易或生产活动的工作场所，转变为其成员共同生活的私人场所。 在传统社会，家庭除了是一个父母、孩子、仆人和亲戚共同生活的私人场所外，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生产单位或工作场所，其主要目标是直接满足家庭内部的消费需要，换句话说，家庭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农村家庭是如此，在城市中经营商业或手工业的家庭也是如此。自中世纪以来，大多数商人和工匠将家庭住所和工作场所合而为一。典型的作坊都是前面为制造和出售货物的店铺，而后面或楼上则是家庭成员以及学徒、帮工共同居住的地方。富有商人在家里地下室存放货物，银行家、医生和律师在家里的客厅中处理事务、接待顾客。即使在伦敦这样的大城市当中，家庭也是一个重要的——或许更应该说是主要的——工作场所。索罗尔德(Peter Thorold)指出，近代早期的英国商人有一种“居住在店铺之上”的习惯，并举17世纪伦敦一位商人兼市议员的住宅为例：地下室是保险库，朝向街道的一楼前面是店铺，二楼是餐厅、小客厅和厨房，三楼是两个供男女主人居住的大卧室，四楼和阁楼还有五个供佣人和学徒居住的房间④。在这种既作为生活场所同时又作为生产单位或工作场所的中产阶级家庭中，不仅男主人而且妻子和孩子也要帮忙照看店铺、记录交易账目，甚至仆人在作为家庭成员帮忙做家务活之外，也需要兼顾店铺里的经营事务。在分析了18世纪中叶以前城市中产阶级的家庭状况之后，利奥诺·达维多夫得出结论说：“中产阶级当中大多数人都依赖于某种经济营生，而家庭中所有成员包括佣人、店员和其他人都需要为这一营生付出劳动……家庭，从广义上而言，是最重要的商业结构。”⑤即使对最富有的商人和银行家来说，家庭也不仅仅是（甚至可能不主要是）一种情感上的联结，至少在同等重要的程度上它还是一个生产单位或工作场所。由于家庭和工作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和相互重叠，几乎可以说，在近代的家庭住宅中，每一个地方都具有一定的“市场开放性”，每一个房间都有一部分生产功能和一部分家庭生活功能。 到了18世纪后期，这种中产阶级家庭中工作和生活重叠，店铺和家庭住宅合二为一的状况有了转变，逐渐显现与其他家庭生活模式并存的另一种家庭生活模式⑥，这就是以夫妻之间、亲子之间的私人生活为主导，与生产活动或商业贸易没有太大联系的纯粹家庭生活模式。 劳伦斯·斯通在《1500-1800年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一书中指出，从17世纪后期开始，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到18世纪，一种新的家庭生活模式即所谓“封闭的注重家庭生活的核心家庭”(closed domesticated nuclear family)已经形成。斯通认为，与这种“封闭的注重家庭生活的核心家庭”相比，此前的家庭有着强烈的“外在导向性”，可以被称为一个“多孔体”(porosity)⑦，这种导向性使家庭与外部包括教区、邻居和亲属的联系，远比家庭内部的联系要紧密得多。到17世纪末和18世纪，随着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国家主义的兴起以及亲属集团重要性的日益削弱等等，中产阶级的“封闭的注重家庭生活的核心家庭”开始占据主要地位。在这种家庭中，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亲密，它要求排除一切与生活无关的生产事务，而集中在夫妻感情的交流和对孩子的精心抚养之上。 随着新的家庭生活模式的出现，家庭的功能有了较大的变化，从原先私人生活、生产活动和贸易活动的混合功能，逐渐转变为单一的私人生活功能，也就是说，从原来的生活和生产单位逐渐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私人生活单位，从主要向外开放逐渐转变为主要向内封闭。到19世纪时，这种转变更为明显。勃里格斯(Asa Briggs)在讨论维多利亚时期的价值观时指出，“中产阶级的家庭出现了一种避难所的色彩，即从工作以及对工作的关注中脱离出来。”⑧赖因哈德·西德尔在考察家庭的社会演变时，也注意到这一时期中产阶级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分离。他指出：“18世纪后半期，第一次出现了一种市民家庭生活的希望与理想能够得以实现的社会经济结构。银行家、大商人、最早的企业家、高级官员、中学老师、法官、牧师、从事自由知识职业的人，总之，所有这些以完全不同职业和工作方式为生的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越来越彻底地把自己的生活住所同他们获取收入的场所相分离，逐渐创造了一个私人的领地”⑨。 上述家庭功能转变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特定房间有了特定的作用。在18世纪以前甚至18世纪早期，人们还很少对住宅内的各个房间作功能上的区分，一般都统称为“房间”(room)。1739年，建筑师吉布斯(James Gibbs)在《建筑之书》中在谈到住宅内部的结构时，只是重复使用“房间”一词，而未提到这种房间有什么特殊用途⑩。但此后的一些相关书籍则开始区分不同房间的不同作用，在18世纪末建筑师们设计住宅时，将房间分为“图书室”、“书房”、“早餐室”、“艺术室”和“育婴室”等已经成为一种惯例(11)。将各房间划定为用餐、阅读、欣赏艺术等不同的活动区域，恰恰说明了人们开始将家庭作为私人生活的纯粹空间，而不再将它们当作存储货物、商谈买卖或制造手工艺品的生产或工作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