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庆典(ludi)是古罗马文化中一种独一无二的仪式,它集竞技、宗教庆祝、胜利游行、血腥表演(主要包括大规模处决、人兽搏斗和角斗士对决)为一体,是几百年间(尤其是公元前1世纪以后)最为流行的全民娱乐方式。这样一个在别的方面高度文明的民族为何会对死亡的视觉盛宴如此痴迷,为何会表现出比“野蛮民族”更加野蛮的冷酷、残忍与道德的堕落?多年来研究者从宗教、政治、文化人类学、大众心理等角度提出了各种阐释模型①,然而,费尽心思后他们的典型态度仍旧是惊愕无比②,就像卡尔科皮诺(Carcopino)在《古罗马的日常生活》中感叹的那样,罗马人竟然会把杀人的表演作为“全城欢庆的节日”,实在是“匪夷所思”。③ 解析竞技庆典的最大困难,可能在于理解事件发生时期的普遍观念。事实上,引起普遍参与的社会行动是历史变迁的核心。这样的社会行动总是被当时特定的动机/价值取向/流行趣味等推动的。但在历史研究中,重要却常被人忽略的是,在事件发生的时候,对于记录者而言,观念是不重要的,是不言而喻的,是人人遵守的。因此,他们可能真实地记录下了事实,却没有记录下观念。但等到观念发生重大改变后,人们就很难理解那些当初的事实了。找不到观念,就不可能重建历史情景。在这个意义上,柯林武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④的论断成立。 其实,与鲍曼(Bauman)反思纳粹大屠杀所洞察的道理类似⑤,竞技庆典并非与古罗马文明主体相悖的某种特殊社会现象,而是古罗马人核心精神体系的自然产物,它体现出强烈的种族优越心理、社会等级意识和尚武倾向,是震慑敌人、安抚平民、塑造罗马身份、维护统治秩序的主要手段。然而,竞技庆典的兴盛所导致的暴力蔓延、道德堕落和资源枯竭反过来却成为共和政体瓦解和帝国崩溃的关键原因。 一、竞技庆典的起源与演变 古罗马竞技庆典主要由三项血腥表演构成,即人兽搏斗、角斗士对决和大规模集体处决。以竞技庆典为主的节日在罗马历史上兴起较晚,在罗马共和国早期,只有宗教性的节日。在宗教仪式中,将牲畜献祭给神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但人兽搏斗表演是后起的现象,它与罗马的扩张有密切关系,公开猎杀在异国捕获的大型猛兽是炫耀罗马武功的重要方式。有史可稽的第一次表演发生在公元前186年,很快它就成了官方规定的节日庆典的固定项目。⑥关于角斗士对决的起源,目前史学界尚无定论。按照塞尔维(Servius)的说法,它源于两种习俗,一是在葬礼上将活人献祭给死者,一是在胜利后强迫俘虏自相残杀。⑦第一次正式的角斗士表演发生在公元前264年⑧。由于角斗士所展示的勇气和技艺正是士兵所应具备的品质,这样的表演在以军事征服为传统的罗马很快流行起来,角斗士的训练方式甚至也融入了正规的军事训练之中。有学者认为,罗马在征服海外的过程中到处兴建圆形剧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角斗士表演促进军事训练。⑨集体处决一直是罗马震慑敌人的重要方式,但在早期并没有表演和娱乐性质。早在公元前337年,罗马人就曾在市中心广场上对359名塔尔干战俘施行集体斩首⑩。随着军事征伐的升级,集体处决的规模日益扩大,手段更加残忍、更趋多样化,例如火刑、钉十字架或者让野兽撕咬手无寸铁的犯人。在帝国时代,处决往往成为以神话为题材的表演节目的一部分,更加具有“娱乐性”和“观赏性”。罗马统治者借此向敌国和一切存有异心的人展示其粉碎一切反抗的国家意志。 这些彼此独立的形式最终发展成综合性的、在罗马政治文化中占据中心地位的竞技庆典是在公元前1世纪。此时罗马的军国主义已经失控,手握重兵的军事统帅纷纷觊觎最高权力,共和政体岌岌可危。长期以来,罗马都有为赢得重大军事胜利的将领举行凯旋游行的传统。为了更有效地炫耀战功、威慑对手、笼络下层,庞培和恺撒等人将凯旋游行与舞台节目、马车比赛、角斗士对决、人兽搏斗、集体处决、模拟战斗等项目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一种极其“壮观”的全民娱乐方式,其核心内容即是前面所述的三项最血腥的表演:上午是人兽搏斗,中午是集体处决,下午是角斗士对决。内战胜利后,恺撒举行了令人炫目的庆典活动,仅在人兽搏斗中就动用了400头狮子。除了常规项目外,还包括田径比赛、斗牛和大规模的模拟海陆战役。(11) 到了帝国时代,竞技庆典则完全纳入了统治机制之中。屋大维通过立法手段几乎垄断了举办庆典的权力,他在庆典的“频度、多样化和规模方面都超过了前人”(12)。此后,历代罗马皇帝都把庆典作为与前代统治者攀比的主要内容,因此庆典的规模急剧膨胀。公元80年,在皇帝提图斯庆祝弗拉维圆形剧场落成的庆典中,9000头野兽被杀。(13)公元107年,为了庆祝达西亚之战的胜利,皇帝图拉真举行了23天的庆典,1.1万头野兽被杀,1万名角斗士参与了决斗。(14) 由于举行庆典的日期也是法定假日,罗马帝国的假日也日益增加,到最后竟超过了全年的一半。在屋大维时代,全年假日有159天,其中65天为竞技庆典日。在奥勒留(Aurelius)时代,全年假日达到了230天,竞技庆典日达到了135天。(15)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观赏血腥的竞技庆典成了罗马人主要的生活方式。 二、血腥表演的性质与罗马人的态度 为罗马辩护的学者试图把竞技庆典中的血腥表演归结于在古代民族中非常普遍的以活人献祭的宗教行为。然而,史料显示,罗马社会中使用人牲的现象比较罕见,通常只用牛羊献祭,只有在国家安全受到明显威胁时,出于迷信的原因,象征性地处死少数异族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是,罗马人往往将活人献祭视为野蛮民族的愚昧行为,作为自身“文明性”的反衬。比如恺撒就以鄙夷的口吻描述了高卢人以火刑将活人献祭的宗教行为,为自己在高卢的大屠杀开脱。(16)公元2世纪至5世纪罗马人与基督徒的论战也从反面证明了罗马人憎恶人牲的立场。在论战中,双方都互相指责对方以活人献祭,以此确立自己在道德和文化方面的优越地位,将对方钉上野蛮人的耻辱柱。因此,我们很难将竞技庆典中的屠杀理解成宗教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