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期間張之洞之子張權,之侄張檢、張彬的京中密信

作 者:

作者简介:
茅海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原文出处:
中华文史论丛

内容提要: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藏有“張之洞檔案”,共計四百九十二函,二千餘册,還有大量的散頁。其中一部分關於戊戌變法。筆者閲讀後,感受到了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中有一册李景銘收藏的《張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屬類》,其中有張之洞之子張權,之侄張檢、張彬由京中發來的密信,揭示出戊戌變法中的許多鮮爲人知的核心機密。本文介紹這批密信,並結合“張之洞檔案”中的親筆電報,予以背景的説明。本文是系列“張之洞檔案”閲讀筆記的第一篇。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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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言

      史料的發現真是讓人驚心動魄,在我研究戊戌變法已達十年後,又閲讀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所藏“張之洞檔案”,不由有牖開思進之感受。

      很長時間以來,戊戌變法的研究以康有爲、梁啓超留下的史料爲基礎,構建成當前戊戌變法基本觀點、述事結構和大衆認識。儘管也有一些歷史學家對康、梁的一些説法提出了質疑,但畢竟没有新的大量的史料可供其另辟新途。歷史學家陳寅恪言及戊戌變法的思想源流,稱言:

      當時之言變法者,蓋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論之也。咸豐之世,先祖亦應進士舉,居京師。親見圓明園干霄之火,痛哭南歸。其後治軍治民,益知中國舊法之不可不變。後交湘陰郭筠仙侍郎嵩燾,極相傾服,許爲孤忠閎識。先君亦從郭公論文論學,而郭公者,亦頌美西法,當時士大夫目爲漢奸國賊,羣欲得殺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學,附會孔子改制以言變法。其與歷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見義鳥朱鼎甫先生一新《無邪堂答問》駁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説,深以爲然。據是可知余家之主變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①

      陳寅恪指出了從實際經驗中得知須借重西法改舊法的陳寶箴,與從“今文”、“公羊”中推出“孔子改制”之説的康有爲,有着思想淵源的不同。他的這一評論,具有指向性的意義,其基本史實方面自是得自於其“先祖”及“先君”。然長久以來,學術界對陳寅恪的這一説法有過許多次引用和贊賞,但一直不能予以證明。這是因爲陳寶箴、陳三立父子留下的關於戊戌變法的材料太少。

      而與陳寶箴屬同一政治派系的張之洞,卻留下了相當完整的檔案。②

      “張之洞檔案”的主體部分,是張之洞的幕僚許同莘編《張之洞全集》時所據之原件或抄件,留有許多許同莘的抄目與批注。上世紀50年代由張之洞曾孫張遵騮贈送給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之近代史研究所;另有一些是近代史所圖書館歷年購置、收集而入藏的。總計四百九十二函,二千餘册,還有數以千計的散頁。③ 我大體地翻閲一遍。該檔中關於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庚子事變及清末新政的内容相當之多,然我所感興趣者,是其中關於戊戌變法的史料。此類材料的數量雖不是最多,但也有數以百計之譜,足以給今人提供一個觀察戊戌變法的新角度。

      我由此而作閲讀筆記,其目的是發表史料,並加以注釋。這批檔案涉及戊戌變法及晚清政治的許多方面,我將之分成若干篇,在《中華文史論叢》上連續發表。由於所引文獻皆用中國傳統紀年,我的閲讀筆記亦按此使用,並在必要處夾注公元年份。

      本文是系列“張之洞檔案”閲讀筆記的第一篇。

      一 李景銘與《張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屬類》

      在數以百計涉及戊戌變法的“張之洞檔案”之中,讓我眼前一亮、怦然心動者,是其中一件精心製作的摺册,木板夾封,封面的簽條寫“張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屬類·石芝所藏”(以下稱《張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屬類》)。④ 其中的一些信件透露了戊戌變法中的重要内幕。

      正當我爲“石芝”其人感到極爲困惑時,圖書館的茹靜女士向我提供了情況:“石芝”很可能是李景銘,該館另藏有“李景銘檔案”八册,裝訂樣式大體相同,有三册亦署名“石芝”;其中一册題名已脱落,封套題爲“李景銘存清室信札”者,頁内有紅色鉛筆所寫字樣:“信札共9册,56、4、27萃文齋,共價60.00,總59號。”⑤ 由此看來,《張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屬類》原是李景銘所收藏,於1956年4月27日由近代史所圖書館購自北京琉璃廠舊書店“萃文齋”;又由於該册題簽爲《張文襄公家藏手札》而從“李景銘檔案”中抽出,羼入“張之洞檔案”。

      李景銘,字石芝,福建閩侯人,光緒三十年(1904)進士,清末任度支部員外郎。北洋政府期間,任財政部賦税司司長、印花税處總辦等職。他對清朝歷史較爲熟悉,著有《三海見聞録》、《閩中會館志》等書。⑥ 然他又是從何處搜得這些信札,情況不詳。臺灣大學歷史系李宗侗教授的經歷,可能對此會有所幫助。李宗侗曾著文稱:

      昔在北平,頗喜購名人信札,所積至萬餘件,帶至臺者不過數百札耳。此劫餘之一也。吾所注意與收藏家不同,收藏家偏重人與字,而吾則重内容,若内容重要,即片簡斷篇亦所不計。文襄遺物多經後門外估人之手,以其故宅在白米斜街,去諸肆甚近。憶曾購得兩木箱,雜有諸人致文襄信札及文襄所批文件與親筆電稿若干件,現回憶之,皆可謂爲至寶矣。⑦

      李宗侗爲晚清重臣李鴻藻之孫,他從地安門外舊物店收購了兩木箱的張之洞遗物,李景銘是否亦是如此?李宗侗於1935年因故宫盜實案離開北京,他的收藏是否另有出讓?

      《張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屬類》貼有李景銘所寫的五張簽條:(一)“張權,字君立,直隸南皮人,文襄公長子。戊戌進士。户部主事,禮部郎中,四品京堂。”(二)“此三紙係楊鋭號叔轎所寫。”(三)“張檢,字玉叔,直隸南皮人,文襄公胞侄。庚寅進士,吏部文選司郎中,外放江西饒州府知府,升巡警道,署按察使。”(四)“張瑞蔭,字蘭浦,直隸南皮人。文達公子,官□□道監察御史。”⑧(五)“石鎮,字叔冶,直隸滄州人。爲文襄公内侄,官安徽候補道。”由此看來,李景銘對張家的情況亦有初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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