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0）04－0138－07 嘉道两朝，东南漕弊几近病入膏肓，其致病的直接原因不外州县浮收与银价翔贵。道光后期，江苏等省浮收漕米从嘉庆中每百石浮收五六十石渐增至100－150石上下，[1]而湖南尤甚，咸丰初“农民以谷变钱，以钱变银，须粜谷五石始得银一两”，[2]粮户纳漕1石则被勒交银6两，[3]有的县如湖南湘潭，嘉庆中期以后就高达七八两。[4]因此道光帝慨叹：“完一石之漕粮，畸零小户为累不堪。民情汹汹，咸谓田土所入，仅足纳粮，有以田交官者，几至酿成巨案。”[5]实际情形是，由闹漕引发的民变、劫狱、戕官等“巨案”频发，清廷在东南地区的统治已呈现危机之兆。 咸丰初，太平军自广西北上，席卷两湖三江有漕省份，加以大水造成的运道梗阻，漕运陷于瘫痪，这给陷于绝境的漕运旧制提供了变通的契机。江浙试办海运外，经户部议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咸丰三年（1853）应征漕粮，各州县仍照旧征收，但计正、耗米，每石折银1两3钱，解交部库。[6]湖南战事最先趋于稳定，协济赣、鄂等邻省军饷急如星火，而筹饷不出减漕、抽厘两大端。巡抚骆秉章遂于咸丰五年（1855）八月通饬全省裁汰漕务陋规，以期通过裁减浮收达到粮户有力完纳漕折，从而解决筹饷的目的。[7]当年秋冬之交，湘潭举人周焕南约集城乡士民合词呈诉巡抚，恳请核定征收钱漕章程，地丁自愿每两加4钱，漕米自愿每石纳银3两，除照部议章程每石纳银1.3两外，其余1.7两中部分帮军需、部分帮州县作办公费用。[8]骆秉章立即“准其照自定章程完纳”，当年十二月冬漕全完，并带征前欠过半。长沙、善化、宁乡、益阳、衡阳、衡山等县钱漕较重者，皆呈请照“湘潭章程”办理，均获批准。[9]咸丰五年冬间当湖南各县改章时，湘潭章程被称为“潭例”或“潭规”[10]，迨骆秉章自订年谱，则名之曰“湘潭章程”。日后主持纂修《湘潭县志》的王闿运说：“湘潭既定新章，更推之列县，其后胡林翼巡抚湖北，曾国藩督两江，治饷江西，皆仿行之——法湘潭也。”① 实际上，咸同之际湖北、江西、安徽改章，以至江浙两省在裁减漕粮正额同时进行的减浮收、裁陋规、定章程，皆借鉴湖南改章，历经其事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东南大吏对此都有所评论。[11] 令人不解的是，在晚清赋役制度史，特别是漕运制度史上具有如此重要地位的湘潭章程的核心内容，即漕粮改折条款，骆秉章与王闿运的记载竟大相歧异。 一、湘潭章程核心条款考实 骆秉章自订年谱记曰：“十月时，该举人周焕南等又赴院递呈，地丁自愿每两加四钱，漕米折色照部议章程，每石纳银一两三钱，加纳银一两三钱帮军需，又加银四钱，帮县作费用。”[12]王闿运修《湘潭县志》则记：“定丁粮银两加四钱”，“每漕石银三两，除旧折一两三钱，加助饷银八钱，余九钱以资办公。”[13]按骆、王所记，地丁每两加4钱、漕折每石银3两，二者并无不同；而按部章额定漕折每石1.3两外，所加1.7两如何分配，则差异显然：骆记其中1.3两帮助军饷，约占所加总数76％，0.4两帮州县办公，约占24％；王记其中0.8两资助军饷，约占所加总数47％，0.9两帮州县办公，约占53％。不难看出，骆秉章所记给人的印象是，额定漕折之外加征的漕折大部分用于资助军饷，帮州县办公倒在其次，而王记给人的印象刚好相反。 骆秉章以湖南巡抚主持该省改章，对首创的湘潭章程当记忆深刻，其自订年谱描绘该县新章制定时的艰难周折，今天读来，仍有身临其境之感，他的记载具有权威性应该是不容置疑的。王闿运，湘潭人，咸丰六年（1856）初当湘潭等县改章之际曾上书曾国藩，论及民间疾苦有云：“除吏之蠹，取其正供，催科易为力，名减而实增矣。”[14]所谓“名减而实增”，即指包括湘潭在内的湖南有漕州县的改章既收减浮收之名亦可保证钱漕正供征收足额，这表明他对家乡钱漕改章早有深入了解。光绪十三年（1887）王闿运受邀主修《湘潭县志》，[15]距离该县改章不过30余年光景，县署档案齐备不说，当事人恐怕大多健在，他的记述亦当凿凿有据。那么，二人所记究竟孰是孰非？ 查长沙、善化等县志，似可证明王闿运所记为信史。长沙为附郭县，首先禀请“仿照”湘潭章程。同治《长沙县志》附载咸丰五年十月该县士民公禀巡抚骆秉章原词：“各都士民均愿每漕米一石缴折价库平银一两三钱，缴助饷银五钱，缴办公银一两”。[16]踵接其后“仿照潭规”的是善化县，光绪《善化县志》载该县绅民公禀原词，其核心条款是“漕米每石缴纹银一两三钱”、“缴助军饷纹银八钱”、“缴办公各费一两三钱”。[17]长、善之后，宁乡于当年十一月跟进，民国《宁乡县志》载该县绅衿先后呈请“悉照潭例”，“漕米每石折银一两三钱外，助军饷八钱，帮办公费九钱”。[18]翌年，益阳县民仿照潭、宁、长、善，条列章程，“漕米每石遵缴折银一两三钱外，助军饷银八钱，又帮办公各费银八钱”。[19]以上各县绅民呈请改章均获巡抚骆秉章的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