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0)07-0108-09 新世纪以来的史学研究热点迭出，抢人眼目。继持久不衰的社会史研究而后，相继涌起了历史人类学、医疗社会史乃至环境—社会史诸多新领域，学术研究之繁盛一时蔚为大观。相比较而言，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却在波澜不惊中平稳推进，逐渐趋热。个中缘由，既有学术发展内在理路的逻辑演进，也有现实社会吁求的时代推助。无疑，对其学术特征和发展趋向进行必要的总结和反思，并与前此相关学术研究①进行纵向角度的比较，当会有助于这一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化。 一 关于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的关注点 当“三农问题”备受关注并日渐成为一个社会共识性问题后，更深层面的学理探求和历史追索就成为学术界不容回避的研究课题。即使是一些十分急迫的现实问题，也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和生成、演进的轨迹。无论基于社会存在本身，还是基于问题意识的嬗变，历史与现实总是难分轩轾地纠结、迭加并积壤成山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新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近代乡村史研究，不仅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深化，而且在研究深度和视野方面，也都较以往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其中关于乡村建设、基层制度权力、乡村经济与社会文化、社会流动与乡村结构变迁、灾荒疾病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尤其值得我们去关注。 1.对乡村建设、乡村教育与基层制度权力的关注 乡村建设作为民国时期的一个重要社会思潮，向来备受关注。近十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热情依然有增无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继续对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进行历史反思，如李伟中《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实验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另一方面则是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思考如何进行新的乡村建设，如由王景新等人编纂的“新乡村建设丛书”，就是基于国内国外田野调查笔记及考察报告的汇集与再创作，是作者对中国新乡村建设的观察思考、分析研究的成果，表达了作者解读中国新乡村建设、建言新乡村建设、参与新乡村建设的渴望。 废科举之后的乡村教育是近十年来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话题。如罗志田曾就此撰文指出，1905年的废科举在乡村造成办学主体由私向公的转变，减弱了民间办学和就学的积极性。而乡民对新教育传授的“知识”却不那么承认，使新学生在乡村中不受重视，流向城市寻求发展。乡村读书人心态也开始转变，厌弃固有生活，甚至轻视农民。随着城乡的分离，在都市中游荡的知识青年和失去读书人的农村都成为受害者。②关晓红则通过对刘大鹏和朱峙三两人命运的考察，揭示了科举停废不仅改变了乡村士子的个人命运及其生存状况，也给全社会带来深刻影响。③而王先明对新式学堂在国家“求才”与教育现代化的背景下被注入乡村社会，却表现出种种的不适应，受到乡民的回避、抵制与抗拒的现象给予了说明，同时从更为广阔的视野，以士绅为叙述对象，指出科举废除之后，士绅阶层的劣绅化，进而促成了持续不断的乡村“民变”浪潮。④ 以“国家—社会”的框架来解读乡村社会的结构变动与制度权力关系，是近年来学者们研究乡村制度权力变迁的一个重要分析视角。如王先明就相继发表了《变动时代的乡村政制与国家权力——20世纪初年乡制变迁的时代特征》(《南开学报》2008年第3期)、《20世纪前期乡村权力的博弈与权威的重建》(《江海学刊》2009年第1期)、《从自治到保甲：乡制重构中的历史回归问题——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湖乡村社会为范围》(《史学月刊》2008年第2期)等一系列文章。这些研究旨在充分展示乡村社会变迁的实况，并在此基础上揭示深层次的历史主题。 2.近代乡村经济史与社会文化史持续升温 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在近十年来依然持续升温，并出现了诸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如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地主制经济论：封建土地关系发展与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就是通过对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和变化的研究，来探讨中国地主制经济发展变化规律及特点。除此之外，还有李金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探微》(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黄正林《陕甘宁边区乡村经济与社会》(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张玮《战争·革命与乡村社会：晋西北租佃制度与借贷关系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彭南生《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7年版)，等等。 关于近代乡村社会文化，有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王守恩所著《诸神与众生：清代、民国山西太谷的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等。另外，一些学者还就民间庙会做了相关探讨。如朱小田通过近代江南庙会探讨了农家的经济生活，并指出遍布江南的乡村庙会，与农家经济生活息息相关。⑤郝锦花、王先明则从新学教育的视角对近代乡村文化的衰落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城乡一体，近代兴学以来，新式教育机构密集于城市社区，基本上将乡村排挤出去，乡村精英源源不断地脱离乡村向城市集中，乡村整体上的文化水平陡然下降，城乡一体的传统文化模式开始出现裂痕，久已存在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乡村社会出现了全面危机，而且在事实上将乡村社会推向了日益崩溃的深渊。⑥ 3.近代乡村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成为关注热点 关于近代乡村的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王先明的《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从“新学教育与士绅离乡”、“乡村社会流动的新态势”、“士绅构成要素的变异”、“革命时代”与乡绅权力的衰退等方面，对此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还有的学者则以农民离乡为背景来探讨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流动。如王印焕就对冀鲁豫农民的社会流动做了考察并撰文指出，由于华北农村地狭人稠，生存环境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无论是由高密度向低密度地区流动，还是由农业向城市工商业转移，都是人口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冀鲁豫农民的离村，恰好属于这种运动。民国时期的冀鲁豫农民，在农村困敝的推力与城市工商业发展的拉力的综合作用下，纷纷离开家乡，或者奔赴地广人稀的东北，或者涌入充满诱惑的城市，从而对人口的地域分布与职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