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黄运”地区(黄河与大运河交叉地区的简称，即山东津浦线以西地区)为何没能随着中国国家现代化的大潮走向繁荣，相反却日趋衰落，这是彭慕兰教授《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①一书最为关注的问题。在他的笔下，这个地方性问题与近代中国治国方略的转变密切相关。② 从19世纪中期开始，清政府被迫逐步转变治国方略，开始推行富国强兵的自强国策，而民国时期的历届政府也都延续了这一国策。那么，这一战略转变的效果如何？与之相伴始终的中国“国家构建”又是否成功呢？西方的中国近代史学界在这两个问题上有不少争论，一些学者强调中国旧的政治体制的衰败，另一些学者则强调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及由此增强了国力。围绕洋务运动、晚清新政、北洋时期和南京政府的“黄金十年”，国内学界也存在很多争论。彭慕兰的观点是：“黄运的事例要求并揭示了把我们对清末和民国时期国家的两种相反的印象合到一起的新方法。”一方面，19世纪及20世纪初中华帝国逐渐衰落，这种衰落在中央政府对农村控制的缺失及其基本功能(秩序的维持、自然灾害的防治和保卫中国主权免于外人的破坏)的糟糕表现方面反映了出来；另一方面，近些年的研究又“为我们提供了一幅20世纪初中国国家构建的图画”，它展示了从清末开始，中间经过民国时期，并最终与1949年后“出现的最强大的国家联系在了一起”的连续发展进程，这一进程既包括国家的现代化，也包括社会的发展，它甚至堪与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相媲美(第302页)。这样，彭慕兰的“新方法”简单说来，或表面看来，就是将两种相反的历史叙述综合到了一起。在谈到衰败时，他主要指内地农村，而在谈到发展时，其目光则转向了沿海城市。 毫无疑问，在工业增长等方面，近代中国(尤其是在沿海城市)取得了一些成功，然而，近代中国的历史，尤其是在内地，远不是现代化高歌猛进的历史：“政府的主要失败似乎一直是在其传统使命方面——维护公共秩序和治水、救荒、军事防御——并一直集中在特定的内地区域。由于它们对本来就已贫困的地区以及纳入国内生产总值统计以外的那些活动(如拾柴)打击最重，这些失败可能对长期增长率的影响不大。不过，它们对大众福利和人民生活影响极大”(“导言”第24页)。于是，在黄运地区就呈现出两个看似怪异的现象：强有力的政府却无力挽回这个地区跌入深渊；谋求现代化的政府却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福利损失。为什么会出现这两个矛盾？彭著强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1850年以后“中国的治国方略在某些方面出现了根本性突变”。在西方帝国主义入侵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放弃了传统国家曾履行了数百年的传统使命，转而推行新的治国方略——自强战略，以求实现新的目标。彭慕兰认为，“这种重新定向”有着几乎无人留意的深远影响，这就是：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现代化所推行的自强战略，不仅有其表层含义——富国强兵(建工厂、练新军之类)，而且还有第二层含义—国家“中心”地区的转移。“官员们寻求生产和动员财富以用于国际竞争……这种新的经世方略既改变了国家专注的任务，也改变了它认为最为重要的地方”(“导言”第1—2页)。 在明清时期，大运河持续繁荣了数百年，而黄运恰好环卫着这条“中国的咽喉”，从而在数世纪里都是华北大区核心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的核心地区之一。但从19世纪中期开始，黄运受到了双重打击。从市场方面看，“运河的衰落与沿海贸易……重要性的不断增加，在山东半岛上造就了新的核心地区，并把黄运的大部分变成了边缘地区”(“导言”第2—3页)。从国家方面看，“中国的国家转向了一种自强的逻辑。在那套方案中，问题的关键是一个项目是否有助于维持对中国富有竞争力的地区的控制，是否有助于中国现代部门的建设，或者从总体上减少威胁中国国家主权的债务……国家把它的注意力转向了关键地区、而不是落伍的地区；而随着海洋运输的兴起，黄运没有一处变得重要起来”(第156页)。③对于黄运的衰落，彭著曾做过一个十分直观的对比：尽管从交通运输方面看，穿过黄运中心的大运河被环绕其四周的铁路(津浦线、平汉线、石德线、陇海线)所取代，尽管按当时流行的看法，铁路的效率要高于运河，但黄运仍旧日趋衰落——石家庄从铁路修筑前的一个村庄变成了大城市，而济南赶上并超过了济宁，相反，临清和聊城却式微了。此时的黄运，其北部附属于天津、青岛等正在兴起的沿海城市，而其南部则变成了一潭死水。“这是中国的一个地区从在这些旧网络中担当至关重要的地位，向在新的、更强大的网络中沦为边缘性地位的痛苦演变的过程”(“导言”第2页)。随着交通设施的现代化，黄运的地位反而下降了，从“纯粹理性”的角度看，这颇有点吊诡的味道。我觉得，对此的解释或许是：尽管从经济学上讲铁路的效率更高，但因为它是为沿海经济服务的，从而没有像大运河那样为黄运地区运入木材和石料，以维持该地区脆弱的生态平衡和解决当地人民的生活难题，它也没有能舒缓当地因人口密集造成的失业问题，等等。④ 随治国方略突变而来的是资源的转移和重新分配，资源向较为富裕的而又直接面临列强威胁的沿海地区倾斜。“维持黄运的基本事务变得无关紧要了；通过从国外为它运来商品(如木材)或服务(如水利规划)来缓解这类次优地区的困难，实际上具有危害(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作用”(“导言”第4页)。实际上，国家财富再分配的方向正好被颠倒过来，从“通常要求富裕地区接济较为贫穷地区”，转变到“放弃黄运而把财力集中于更容易改变及通常更富裕的地区”，并“鼓励某些地区‘先富起来’”(“导言”第3页，第120、307页)。这里仅以漕运为例。在彭著中，停罢大运河漕运，既是转变治国方略的关键决策之一，又是黄运的经济和政治走向衰败的直接原因。该书写道，虽然为北京供粮，“与那些为了供应马德里、柏林和其他较近的周围地区无法提供粮食供应的首都的情形极为相像”，是必不可少的，但这确实造成了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并“需要剥夺巨大的区域”。“明清的经世方略……如果有某些地区被牺牲的话，那么，这些地区应该是江南和其他富裕的南方地区，这些地区为运河承担的漕运体制付出了代价”(第129页)。然而到1850年前后，一方面，海运和东北粮食生产的增长为“改漕”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治国方略的突变为此提供了必要性。不过，裁撤耗资巨大的漕运，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合乎“理性”，因为这种改革的“结果却是在黄运造成了每况愈下的政治分化，既使这个地区、也使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193页)。据此可以说，自强战略事实上产生了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清政府把江南地区(及其他富裕地区)从资助更贫穷地区的使命下解脱出来，而民国政府则采用了“淘汰失败者”的政策，这一政策颇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味，只是它通常用于种族、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这里却用于国内。彭氏在“中文版序言”中表示：《腹地的构建》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经济财富方面的地区性分化。他认为，尽管中国历来就存在着较富和较穷的地区，但沿海与内地之间的鸿沟在近代日益扩大，其原因之一便是支持沿海、损害内地的政治经济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