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被俘者圆明园受虐致死说考谬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开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60年10月,英国代表额尔金以清政府将英法被俘者在圆明园内虐待致死为口实,悍然命令英军焚毁了举世闻名的圆明园等中国皇家园林。英法被俘者究竟有没有在圆明园内受虐致死?这是关系到如何判定英法联军罪责的重要问题。可惜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结果,这一错误说法流行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近查清廷编纂的《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刑部尚书赵光的《自订年谱》、刘毓楠的《清咸丰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记》,特别是英国被俘者巴夏礼的回忆文章等,可知,事实上,巴夏礼等被俘人员先被关押于刑部监狱,后转移至高庙;其他被俘者则分别羁押于昌平、密云、房山等州县监狱。所有英法被俘人员并无在圆明园内受虐且致死等情节。额尔金的说法是别有用心的捏造,目的是为焚毁圆明园的罪恶行径寻找借口。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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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0)04-0063-11

      1860年10月初,侵入北京的英法联军大肆劫掠了圆明园内的文物书画、珠宝玉器。随后,英国代表额尔金又以清政府“不讲道义,不顾国际法”①,将俘获的英法战俘在圆明园内虐待致死为口实,野蛮地命令英军于10月18、19两日,将北京西北郊的五园(即圆明园、畅春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三山(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皇家园林焚为灰烬。

      额尔金的上述指责,并无事实依据,或是别有用心的捏造,或是依据并不真实传言的揣测。

      当时,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咸丰帝逃往热河,北京沦陷。身为清廷议和代表的恭亲王奕,对于中外议和能否成功,中外关系将朝什么方向发展,均无把握,惊悸惶惑,理所必然。其或慑于英法侵略者的军事淫威,但论事之利害,不计理之是非,无暇亦无胆量与英法就此具体问题进行交涉与辩解;或囿于中国官员传统的“杀人偿命”,“一命抵一命”的律例观念,自认为清廷虐待外国人致死而理亏,根本没有意识到可以就此问题进行争辩。

      正是由于这一未曾引起人们注意的特殊历史原因,导致清廷就此问题与英法方面进行交涉辩驳史料的缺失,从而进一步导致了我国史学工作者再现、考察、研究这一历史事件之时,没有可资利用的相关史料,失去了历史诠释的话语权。

      正因如此,外国的众多学者相信了额尔金的谎言,我国的史学工作者也多为其谎言所误、所蔽。笔者拟就所谓“英法被俘者在圆明园内受虐致死”的几个问题进行史实考谬,以正视听,还其本来面貌。

      一、英法被俘者是否战俘

      10月14日,英国首席代表额尔金致函恭亲王奕称:“英法侨民,并非战时俘虏者,彼等手持议和之旗,未尝抵抗,而遽受拘缚,此何理也?彼等侨民,以为既持和议使者之旗,当可视为护身之符,保障其身体,乃清国政府竟加之以缧绁,拘之狱中,而苛暴以待之,且有数人,因此而殒命者。”②在此,姑且不论战争的侵略性,也不判定这些被俘者是否“侨民”。只想说明一点,即被清政府拘拿的英法之人,有些确为议和谈判代表,有些既非“手持议和之旗”的“议和使者”,也非战俘,而是抢劫犯。一名19岁的法国士兵,即是因为“偷偷地离开部队太远了,在一户人家劫掠时就捕”③的。

      即使是那些曾赴通州一带议和的英法代表,其身份也随着情况的变化而有了性质的变化。巴夏礼等人在赴通州一带议和之时,做了一些与其谈判代表身份不符的事情。

      第一,“当巴夏礼、巴士达和他们的随行人员带着军使的旗帜回去时,法国军队中止了停战协定,并开始了军事行动”,“在这以后,英法联军的代表团所有成员都立即为清政府军队所俘”。这说明,此时中外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而不是议和状态了。

      第二,即使是这时,部分议和者本来仍有可能及时撤回英法军队的驻地。但是,“据当时在(英法)联军驻地附近的俄国公使伊格纳切夫证实,随从巴夏礼的瓦克尔上校和其他六个骑马的人故意停留在清政府军队阵地前面,以便更好地暗中加以窥察”④。因此,部分英法议和代表当时做了与其外交谈判代表身份不符的事情,已转变为战场上的军事侦探人员,清政府予以扣留,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正因如此,被清政府拘拿的英法人等,笔者不称“战俘”,只是泛称为“被俘者”。

      二、英法被俘者总人数、死亡人数及生还人数

      关于英法被俘者总人数、死亡人数及生还人数,中外各种记载虽无重大出入,但并不一致。

      英国首席代表额尔金10月14日致恭王奕的信函称:“清室政府……捕获英法侨民三十七人,惟将十九人归还……其余十八人,竟致之死地”⑤。

      法国首席代表葛罗的说法与额尔金相同。他在给法国外交大臣爱德华·图弗内尔的信函中称:“在九月十八日被扣的三十七名欧洲人,仅有十九人生回,其余均已惨死”⑥。据此来看,英法战俘总人数为37人,生还19人,死亡18人,但英法均未就生还与死亡者的国别予以说明。

      据法国人科尔迪埃(Henri Cordrer)的《一八六○年中国之远征》记载,“在通州被袭劫而死伤之英法侨民(二人系在八里桥被杀者),其本人或尸体,已于十月十二日至十六日之间,先后到营(计英人二十六,死、伤各十三人;法人十三,七死六伤)”⑦。据此,英法被俘者共计应是39人,生还19人,死亡20人。

      我国不著撰人的《英夷和议纪略》记载称:“初四日……英夷因闻前被俘二十余人,分处各县监禁内,已死二十一人”⑧。另一不著撰人的《庚申北略》中有关英法被俘者人数及死亡者人数的记载,与之完全相同。据此,虽未知被俘总人数,但死亡者为21人,较英法方面的记载多出1—2人。

      《赵文恪公自订年谱》记载,“八月初四日……将巴酋及伊手下人诓拿……共十八人。又陆续拿获英法两国文武兵将三十余人”⑨。据此,英法被俘者总数当为50人上下。年谱谱主赵光,时任清刑部尚书,曾亲至刑部监狱查视被囚的巴夏礼等人,他的自订年谱完成于数年之后,所记当属可靠。但其有关英法被俘者数字的记载却难据为信史。其一,年谱所记英法被俘者约50人,与英法方面记载的数字相差较大。英法方面在当时或以后,多坚持认为其被俘总人数为37人或39人。其二,年谱中对于被俘者的人数、国籍等记载,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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