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K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0)03-0001-14 在中国近代新式印刷出版业兴起的过程中，土山湾印书馆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地位。该馆从1867年设立印刷所起，至1958年公私合营时属徐汇区大华中心厂领导，后随中心厂并入上海中华印刷厂，前后持续了90余年。该馆偏重西文印刷，但中文出版物也曾在全国教会出版系统中独占鳌头，20世纪30年代，创下了印刷品总数达53万种的记录。①在全国29家天主教出版机构中，曾占天主教出版物总数32.3％的份额。②然而，由于中文资料的相对稀少和西文资料开发的有限，关于土山湾印书馆至今仍存在许多盲点，该馆究竟何时创设？该馆的名称及其与土山湾孤儿院工艺工场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土山湾印书馆引进了哪些新式印刷技术？该馆有哪些主要的出版物，并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和文化影响？这些问题至今尚未完全澄清。本文利用目前所见的有限资料，在尝试解答上述问题的基础上，着重讨论该馆所从事的印刷出版活动对于近代上海印刷出版文化发展的影响与意义。 一、土山湾印书馆的创办与传统雕版印刷技术的运用 1849年，天主教巴黎耶稣会士在青浦县横塘(现松江县息安骨灰堂)的天主堂创建了一所孤儿院，咸丰五年(1855)迁至蔡家湾。孤儿院让孤儿学习包括雕版印刷在内的各种手艺，为孤儿院有印刷活动之始。此一时期“印刷工场”的负责人由意大利耶稣会士夏显德神父③兼任。太平天国战事期间，蔡家湾孤儿院一度迁至董家渡。同治三年(1864)，位于徐家汇肇嘉浜中段一转弯角的土山墩被“削为平地”，同年冬天建造了第一排房屋，蔡家湾孤儿院正式迁至徐家汇土山湾，定名为土山湾孤儿院。④一些绘画史论著似乎都认为早期土山湾并不存在印书馆，印刷活动只是作为土山湾美术工场或土山湾画馆的一部分来加以讨论的。如徐蔚南《中国美术工艺》一书称：“育婴堂实即一美术之工场也。……堂中工场有印刷、装订、绘画、照相、冶金、细金、木工、水雕、泥塑、玻璃制作等。”⑤其实，印书工场已经萌芽，但其时规模很小，印刷品单一(大多为明末清初汉文西书的重印)，且发行范围有限，因此，确实尚算不上独立的出版机构。 根据法国史式徽《江南传教史》记载：1867年已有孤儿342人，土山湾孤儿院在原来蔡家湾孤儿学习手艺的基础上，设立了制作宗教用品和印刷宗教经书的工场和印刷所，让12岁的儿童学习木工、制鞋、成衣、雕刻、镀金、油漆、绘画，以及“刻写印刷用的汉字、木版”等手艺。从那时起，“土山湾孤儿院为教区做着一件杰出的工作，那就是它的印书馆。这所孤儿院印书馆成了传教区最活跃、最得力的传教工具。在1869年，它至少已拥有‘七十种作品的木版，都是有关宗教和引人热心的圣书，或为教外归化，或为圣教辩护，或为训导培养教友虔诚精修’。其中大部分是十七、十八世纪由利玛窦、柏应理、李玛诺、南怀仁、艾儒略、潘国光、庞迪我等旧耶稣会神父的优秀作品的再版；后又增加了李秀芳与晁德莅两位合著的《圣母月》和李秀芳著的《若瑟月》”。⑥根据这一段材料，笔者认为有两点值得特别提出，一是两年内已经能够印制出70种关于天主教教义和圣教辩护的木版书，没有一个专门运营系统的印书机构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土山湾印书馆在1867年应该在土山湾孤儿院工艺工场中，已经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机构，由“印刷部”、“发行部”组成，但早期印书馆对外使用的名称尚不稳定，由于孤儿院内有慈母堂，因此早期出版物多称“土山湾慈母堂藏板”，所出版的书目也以“慈母堂”为名，⑦之后或称“徐汇书坊”、“土山湾天主教孤儿院印刷所”、“土山湾育婴堂印书馆”、“土山湾孤儿院印书馆”、“土山湾印书房”等等；20世纪初起，大多在出版物的版权页上标注“土山湾印书馆”。二是与墨海书馆类似，尽管土山湾后来一直被视为西方近代印刷术东传中国的最重要的据点之一，但早期该馆缘于客观条件，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因此，土山湾印书馆事实上是在印刷术领域实施中西印刷技术对话与交流的一个重要场所。土山湾印书馆不久后成为上海印刷出版业采用西方新式印刷技术的引路人，与该馆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有着密切的关系。该馆初创时期就娴熟地运用中国传统的木版印刷技术翻印了大量明清之际天主教的汉文西书，在装订技术上也采用了传统古籍的装订样式。 为早期土山湾印书馆培养印刷技术人员作出过重大贡献者，是法国耶稣会士苏念证神父(Hippolytus Bosuiau，1824-1886，又作苏念澄，字清渠)。他1865年来华，1866至1879年间主要担任上海洋泾浜若瑟堂院长。1870年前后他买下了一套铅铸中国字，一向置于洋泾浜大堂东之洋楼内，于1873年夏秋之间搬至土山湾。在法国耶稣会士严思愠(Stanislas Bernier，1839-1903，字慎斋)接手印书馆前一两年，他就“已安排一土山湾孩、蔡家湾出身名陈阿弟(克昌)与钱斐理(江湾大场人，系汇学生，进小修院而未成者)。遣此二人往上海虹口望益纸馆印书房去学习排铅字，为预备江南省设印书处，为传教之用”。同时在该馆印书房学习排字的还有后来回到土山湾的顾朗如和陈鹿门。虹口望益纸馆印书房系葡萄牙富商、后来出任过上海葡国总领事的Carnai所开设。⑧ 1870年土山湾印书馆成立不久，即盘入上海一家外国印刷所，⑨买进一些印刷机和外文铅字模，又添置了一些中文铅字模，成立了铅字部。据《江南育婴堂记》稿本，同治十三年(1874)出任土山湾首任“管账”先生的是严思愠，他于1866年来华，后负责兼管铅版和印书事务。在严氏负责印书馆期间正式以活字印刷出版的第一本西文书，可能是1873年出版的天文台推算的附有日出日没时刻表的《徐家汇天文台观测公报》(Bulletins des Observations de Zi-Ka-Wei)；用活版排印的第一本中文书籍是教徒们做弥撒用的《弥撒规程》，⑩为土山湾印书馆从印刷工场向出版机构过渡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当时土山湾仍然使用蔡家湾时期的雕版印刷术，并逐步用新的木版来代替正在使用的旧雕版。他“兼管铅板印书事务。铅字印书架子装在堂前西夹壁两间”，并起用曾在美华书馆工作过的宁波人徐某“帮助布置铅字架子等”，“印手”有南京人钱某、陆关荣等三人，他们属于“土山湾印书房之开手人也”。(11)可见1874年土山湾印书馆已开始有了活字铅版印刷。 1874年之后，实际主持印书馆的是法国耶稣会修士翁寿祺(Casinirus Hersant，1830-1895，字锡眉)。他1859年来华，堪称技术天才，“精于修理钟表，兼晓医理，善待病人，常在汇院任司病职，兼修理钟表，亦善拍照。当时之拍日照，其法尚未成全，盖照片药水件件必须自行配合，拍一小照，又须历时颇久。翁相公行之，颇得其法。当时知拍照者甚稀，所拍之照，作为珍奇，而徐家汇院房并诸位老神父遗像，及江南初起遗迹，至今存留不少者，是皆翁相公之劳绩也”。(12)初起他“自己学习排字，兼管石印”。1876年，严思愠调任张泾本堂，印书馆由翁相公接手，他嘱咐陈阿弟(克昌)查核印书馆所缺少却又为印书馆所不可或缺的“应用之件，一一开帐，至法国添办，渐臻完美”。(13)翁寿祺主持该印刷所长达22年，直至其去世。(14)1875年，印刷所的第一本西文书目共著录出版物180种，1889年的《土山湾孤儿院印刷所出版图书目录》共著录221种。工场后来屡经扩充，印刷工具也不断增加、改进，1898年装置了发动机，有工人100名，学徒40名。承担了中文《圣经》、中西文教会出版的刊物、宣教小册子、教会学校的教科书，法租界当局的文件、通告和报表，有关气象、地质、地震、水文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地图、挂图、圣像和宗教画片等的印制任务。(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