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无学”之辨:20世纪初“科学”标准下的中学自省

作 者:
张帆 

作者简介:
张帆(1971-),女,四川广安人,历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讲师,杭州 310036

原文出处: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20世纪初年,学界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中国是否“有学”的讨论。讨论由梁启超发起,《新世界学报》、《大陆》回应。三方均欲依傍西学的分科概念反省中学,但在模糊的“科学”标准下,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有学”,近代“无学”,欲以“科学”为榜样,对旧学新之而不弃之;《新世界学报》认为中国古已“有学”,只需复兴古学,保存国粹即可;《大陆》则认为中国根本“无学”,应径取欧美之学以替代中学。中国学人在兴学道路上的分歧实际上是在相同的西学话语中自我体认的差异,折射出他们面对东西学术时自卑而又不甘落后的矛盾心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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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0)04-0072-13

      “科学”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特指“科举之学”①。近代出现的“科学”与原来的科举之义绝非一事②,严格而论,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概念。以往研究多拿“格致”与“科学”对应③,不免以偏概全。现有研究显示,近代“科学”一词来自日本④。日本用“科学”译sciense,因其有“分科之学”的意义⑤。至19世纪80年代,日本“科学”的含义基本确立,广义而言是具有近代科学特性的分科学术,狭义则指自然科学。关于自然科学的部分本文暂且不论,仅涉及中国学人围绕分科之“科学”的讨论与分歧。

      据左玉河的研究表明:自19世纪70-80年代开始,一些先进的中国人逐渐接受西学分科观念,传统的崇尚博通之学,逐渐转变为注重专门之学。这种尝试在19世纪末已经相当普遍⑥。事实上,在“科学”概念进入中国之前,西学分科的形式已为国人知晓,之前出现的“西学”、“格致”、“新学”等学术内容也多体现为分科形式。因此,作为分科之学进入中国的“科学”概念,自然而然地被近代学人所接受。1900年以后,“科学”一词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学人所采用,表达出他们共同的东学方向。

      日本“科学”的出现为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新的典范。但是,对于本来就没有统一认识的“科学”概念,国人也多是雾里看花,在各自原有的学识背景下理解与阐释。1902-1903年间,由梁启超揭橥,《新世界学报》与《大陆》回应的,关于中国是否“有学”的讨论,便是“科学”概念的分歧在中学体认与改造问题上的映射。

      一、“学”与“科学”的混用

      国人最初转向东学的确是从日本的成功经验中看到希望。日本的学术改革似乎造就了国家的整体进步,这一现象构成了中国人发动“学战”的基本逻辑。这一时期,各种日人创造的汉语书写形式的新词汇涌入国内,“科学”便是其中一例。“科学”初入时,在自然科学的含义上与“理学”、“理科”、“格致”等词发生纠葛⑦。但是,自然科学仅是“科学”概念的其中一义,时人同时也把“科学”理解为分科之学。

      “科学”的分科之义最初体现在日本学者的文字中,且他们认为从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进步使得科学之法应用于一切学术,影响着一切学术。如论“自然科学发达之影响直及精神科学矣。心理学之能力说积以实验,伦理学则综合归纳法一新面目,美学独不能免科学进步之影响,世之学者亦将以生理学、物理学、心理学研究之”,于是“心理学、伦理学、美学咸自哲学之手,夺而为独立之科学”;而“政治、法律、经济诸学亦蒙科学进步之影响,哲学思想无不排斥为陈腐,而实验之研究凌厉中原矣”⑧。文字中出现了“自然科学”、“精神科学”、“独立之科学”等字样,“科学”之义显然不局限于自然科学,而是指一个不断扩张的学术范畴,包括了可运用“科学之法”的一切学科,如自然科学、逐步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精神科学”,以及还没发展成为“独立科学”,却有望成为“科学”的政治、法律、经济等学科。

      在各种“科学”中,日本学者认为自然科学是基础,精神科学最为重要。“自然科学之欠乏,是东洋之普遍性也,然以中国为尤甚……彼(中国——引者注)近来虽稍觉悟,略习机械工艺学,然于物理学、生理学等不过初步耳,未见有精密研究之也……又机械工艺之学,属于有形,能目睹之,不难知其重要。唯是伦理学等,中国以其从来之道德为是用而不习之,是其大谬误也。伦理学虽属于无形,然精密研究之,自有正确根据,亦须待自然科学研究之结果也”,“中国今日之衰颓,实由精神之人之败落……彼之学者当以研究哲学、宗教、伦理、教育等为最要”。

      而且,“科学”是一个被日本证明了的,可以调和东西两洋的西学范畴。“大西洋之学术无量,其分科甚繁杂,卒而甚难着手……若得日本学者之指导次序,学习固甚遍”,“若只翻译西洋之哲学、伦理、宗教等诸学科,岂遂足供研究乎?故必须参以东洋古来哲学、伦理、宗教,使东西两洋之思想混合调合,不可不经此层之特别研究也……日本学者之苦心惨怛,研究于此已有年,中国人若就而迹之,不独得此学术,更足见日本之先导对此等诸学之方针”⑨。

      以上文字,体现出日人对于西方学术发展的认知,以及在有形无形之学中问孰轻孰重的选择。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类似的“科学”与“学科”的用法逐渐出现在有东学背景的中国学人的文章中。如1902年,留日学生编辑的《新尔雅》解释“科学”名词为“研究世界之现象与以系统的知识者名曰科学”,其中有自然科学、记述科学、理论科学、规范科学、经验科学、演绎科学、精神科学、普遍科学等种类⑩。同年,吴汝纶日记中转载了日本教习西山荣久所译的“科学”内容。他列举的“科学”类分有三种:一是按照德国博士翁特、美国博士克丁极司、日本大学教授中岛博士,皆分“科学”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心理科学;此三科外,又分三种,记述科学、发明科学以及规范科学;三种外又分两种,理学与智学(11)。1905年,《江苏》杂志登载译文《哲学概论》,将“科学”的类分一一列出,记载得最为详实(12)。以上“科学”均出自日本,多是西方“科学”类分的转译。“科学”特指某种系统的学术范畴,但各种“科学”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

      同时,由于传统书写方式的影响,近代学人习惯将“科学”或“学科”简称为“学”。当时最常见的是将“学”分为形上与形下,如有人说,“形而下者之学,其基础属于有形事实,以五官观察之,则其所知觉,亦不见有所径庭,其理论亦不见得有所轩轾,而其进步则速疾也”;“若形而上者之学,其基础属于无形智识,用理想考察之,则其理解固不必皆同,其理论亦非能一律,而其进步颇缓漫也”(13)。也有人将“学”三分,如杜亚泉认为,“一切学术,虽科目甚繁,皆可以此(物质、生命、心灵——引者注)统之。何则?学也者,自客观言,乃就宇宙间本有之定理定法研究而发明之,以应用于世之谓。自主观言,乃由所感所知者,进于演绎归纳之谓。宇宙间三者以外,别无现象,则所谓定理定法者,即在此现象之中;所感所知者,亦感知此现象而已。故此三象者,一切学术之根据:其直接研究之记载之者为物理学(包化学博物学言)、生理学(包生物学言)、心理学。以此三科为根据地,应用其材料,而有种种工艺、航海、机械之学,医药、卫生、农林、畜牧之学,伦理、论理、宗教、教育、政法、经济之学;又统合三科,研究其具此现象之实体,而有哲学”(14)。亦有以甲乙丙来区分学术类别,如谓“学术范围广泛无垠,故学术部类之种别亦浩如烟海,若欲条分缕析而统一之,古往今来东西学者所难。本栏从便权分为甲乙丙三科。甲科即哲学、伦理、宗教等精神上诸学;乙科即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等社会上诸学;丙科即理化、博物、工艺、生物、生理、地学、天文,其他自然界及物质界诸学”。此说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别。但无论怎样区分,“学”是分科的,大体不出有形与无形两类,且“形上、形下学合一炉而冶是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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