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香港医疗卫生史研究的新视角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祥银,1979年生,历史学博士,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浙江 温州 325035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辑刊

内容提要:

在现有的香港史研究中,近代香港医疗卫生史研究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领域。而且,综观现有的研究成果,其中大部分都是一些编年史叙述和纪念性文字,又或者是一些个人传记,可见未来该领域的研究仍有相当广阔的空间。而目前正受学术界积极关注的中西医关系、医疗慈善(Medical Charity)、医疗传教(Medical Mission)以及殖民医学(Colonial Medicine)等热点议题或许可以成为推动近代香港医疗卫生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有益视角。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11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0)04-0209-05

      综观目前近代香港医疗卫生史研究成果[1],结合本人目前的研究成果和正在进行的研究课题以及当前国内外医学社会史研究的最新取向,笔者认为以下四个主题或许可以成为探讨近代香港医疗卫生史研究的努力方向,这些主题既有史实的梳理与分析,同时也包括对当前医学史研究中相关理论问题的回应与评价。

      一、西医引入及其中西医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近代香港医疗卫生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就是西方医学不断传播和扩展以及中医的不断萎缩和被压制的过程。其实,西医在近代香港的传播是伴随着新式医疗空间——医院的产生和发展而推动的。华人社会对于西医的接受与认可,可能首先面临对于这个新式医疗空间的接受程度。[2]当然,近代香港比较特殊,创建于1870年的东华医院早期就是以中医为唯一治疗手段的[3],但是不管怎样,华人对于东华医院这个新式医疗空间同样也经历了一个逐渐的认可过程。

      当前关于西方医学进入非西方世界这一过程的研究大部分夸大了西方医学与本土医学之间的冲突以及当地人对于医院的恐惧程度。[4]许多学者认为西方医学的引入遭到了来自当地人的激烈抵制,而且他们把这些抵制归咎为当地人因为文化和社会观念的差异而未能认识与理解西方医学的好处,并指出这是当地人无知、愚昧和落后的表现。这些结论多数是基于当时殖民地的西方医生对于当地人的评价做出的。从香港殖民地总医官报告中经常可以看到相关论述,当时的政府医官经常把华人(尤其是华人妇女)不去医院接受治疗视为一种愚昧和无知的表现,指出很多被送来医院治疗的华人大部分呈即将死亡的状态,因为华人只会在其它办法无法治疗的情况下才会选择来医院(尤其是政府医院)。很多欧洲医生更是戏称,华人来医院就是准备死的,因为他们忌讳亲人死在家里,这样会带来霉运。[5]

      他们更是把这种情况归咎于华人厌恶西医。但是,情况真如这些欧洲医生所说的那样吗?当然,当时华人不倾向于去医院看病可能是存在的,也可能比较普遍,因为在西方医学进入中国之前,医院作为医疗空间对于华人来说仍然是比较陌生的。但是,是不是有现实的原因导致华人不愿意去医院呢?笔者的相关研究发现,19世纪香港医院的高死亡率让华人相当惧怕,在当时,东华医院甚至被华人认为是“死亡之所”。根据统计,1872年东华医院的入院人数是922,而死亡人数达287,死亡率超过30%。[6]而且,在19世纪末之前,该医院死亡率一直处于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达40%-50%左右。此外,华人当中也流传很多关于医院尸检和用病人尸体来做其它用途的谣言。这些都令当时的香港华人对医院就医望而却步。

      再说华人对于西医的态度问题。如果说华人对西医天生厌恶和排斥,那么当时由教会开办的西医医院为何如此受欢迎,而华人却偏偏不去政府医院看病呢?当然,有人可能会认为华人去教会医院的真正目的不是去看病,也就是并不是把医院作为一个医疗空间。因为当时更多的华人把教会医院看成是一个能够获得免费膳宿的救济机构。这个可能是存在的。在当时,医院的非医疗功能是很突出的,比如东华医院,它更多地被视为救济机构,每年都要收留大量的难民并将他们遣送回乡。

      不过,笔者的研究也发现,很多操作性的技术问题更能够解释为什么华人不是很愿意去政府医院?首先是在华人与医院之间缺乏沟通,也就是说当时很多华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可以去政府医院看病,而且也不知道是免费的。其次是医院的纪律不同,在政府医院病人要严格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比如探病时间管理严格),而教会医院则更加尊重华人的传统和生活习惯,为病人提供最大限度的方便。第三,语言问题。由于政府医院的医生都是外国人,尽管有翻译随从,但是华人病人觉得还是不方便。相反,教会医院中的很多医生都是华人西医,因此与病人的关系比较融洽。其实,政府之后也针对存在的上述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随着这些调整,政府医院在华人中的受欢迎程度也开始提高。

      为了证明上述的结论,笔者在博士论文中通过对东华三院①中西医之间的消长关系来考察华人社会对于医院和西医的认可与接受过程,同时也试图说明华人社会最先对于西方医学的激烈抵制并非完全出于医学与文化观念的差异,而是西方医疗体制运作过程中的具体技术问题影响了华人社会对于西方医疗资源的享用。而华人对于西方医学的逐渐接受与认可也并不完全是殖民政府强制推行西方医疗体制的被动结果,某种意义上,这是当地华人社会对于西式医疗实际效用的主动体认。笔者以为,在研究殖民地西方医学引入过程中,要突出医疗服务接受者的主体能动性,即不能把他们单纯地视为被殖民者和异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而应该将其视为希望治疗疾病和改善健康的独立病人。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医学引入的最初是存在一定程度的抵制与厌恶情绪的,但是随着对于西方医学益处的认识,这种情绪也逐渐消失。

      二、医疗慈善

      简单而言,医疗与慈善的关系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医疗本身被视为一种慈善活动与慈善活动以医疗服务的形式展开。这样一种简单关系的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它们的发展与变化是不一样的。综观近代香港医疗卫生体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慈善组织在推动医疗服务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它有时不仅先于政府的医疗活动,有时又以补充政府医疗服务不足与滞后的角色出现。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