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公类号]K25；B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0)08-0115-06 鸦片战争以后，西医伴随传教活动初履东土。虽然传教士们倾向于自上而下的传教策略，但医学传教则从社会底层入手。西医在融入中国社会的漫长过程中，虽历经风雨，一波三折，但其先进的制度体系与技术手段逐渐赢得了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并形成了稳固的西医观念，这种观念是西医扎根中国并日益发展的社会心理基础。有关西医早期在华传播问题，熊月之、杨念群、田涛、高唏、何小莲、李传斌、雷祥麟等学者已经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在涉及到中国社会对西医的整体回应时也各有侧重，但关于民众这一最广大的群体对西医的反应，未见有专文系统剖析。本文旨在探讨近代以来中国民众在接纳西医过程中的心理流变、时空差异及文化根由。 一 “眼科医局”打开了民众心理屏障 西医作为舶来品初来中国之时，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无异于天外来客。对西人和西医的怀疑、恐惧是社会民众的普遍心理反应。还在清初，民间就有西人蒸食幼儿的谣传：“嘉靖初，佛朗机国遣使来贡……其人好食小儿，其法以巨镬煎滚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其胃，蒸食之。”①这段话居然出自学术大师顾炎武的书中，可见当时对西医误解的人决非少数。 事实上，民间对西医的偏见很长时间都没有消除，直到19世纪下半期，社会上针对教会医院尚有种种讹言。诸如，教会医师以迷药诱人入教，以媚药淫亵妇女，西医解剖尸体或制作人体标本，被认为是出于邪恶动机，等等。起初，民间百姓对西医的怀疑是对陌生事物的本能防备，也是合乎情理的。著名西医余云岫分析认为：“新医学之流入吾国也，以西人教会为先导，碧眼紫髯，其形状，国人所未见也；旁行斜上，其文字，国人所未曾读也；祈祷洗授，其举动，国人所未曾习也；称道耶稣，其所崇信之教主，国人所未曾闻也。故其对于教育，已抱疑忌畏恶之心。加以医治病人，动用刀针，乃目为杀人之凶慝矣。”②而公众对于尸体解剖的惊诧和畏惧，是因为人死后“保守尸体为吾国最神圣不可犯之旧习，国人见其如此也，遂哗然以为杀人食人，如水浒绿林之所为矣，百口辩解，终莫肯信”③。西医一度成为邪恶的象征，教会医疗在初始阶段步履维艰。教会医师伯驾的“眼科医局”开业的第一天竟然无人问津，第二天只有一名患青光眼的妇女上门就医，后来情况才慢慢好转起来。④ 当时的广州是西医抢摊中国的前沿地带。多数传教士发现，在广州，除了商业往来外，他们很少有其他机会和中国人深入交往，更谈不上拓展中西方交流的内容。传教士们意识到，只有与中国人建立友善的关系，形成社交往来，彼此建立信任，才能使西医在中国生根发芽，这一动机正好契合了传教团赋予教会医师的使命：“要鼓励在中国人当中行医，并将上帝赐给我们的科学发明、病例调查等有益的知识，提供一部分给他们分享……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将有助于消除偏见和推倒长期以来所持的民族情绪的隔墙，并以此教育中国人，他们所歧视的人们，是有能力和愿意成为他们的恩人的……利用这样一个代理机构，就可铺平更高的道路，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和尊重。”⑤ 最早尝试接触西医的社会群体，实际上是两部分人，一是社会底层无力求医问药的穷苦人，二是经中医久治不愈的病人。这些人“最先冲破了人们心中的防线，疑惑的坚冰一旦打开，贫病的中国百姓纷纷涌向教会医院”⑥。当然，局面的真正转机完全依赖于医师高超的技艺。伯驾“凭着他在外科上的技巧，不久就为他的医局赢得了朋友”⑦。一大批病人通过伯驾的亲手诊治而痊愈，畏惧疑虑心理逐渐消失，就医人数日益增加，“眼科医局”开始出现了繁忙的局面。据伯驾自己说：“我看到其中有些人提着灯，在清晨二三点钟就从家里出来，以便及时到达。如果当天收住病人的数目有限，他们将在前一天晚上到来，整夜等候，以便在次日能得到一张挂号票。”⑧ 伯驾很快得到了当地百姓的信赖，中国境内最早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载《医院》一文，详细介绍了伯驾的“眼科医局”及其在中国的影响：“病人不远千里而来，得医矣。传说此事者亲眼看医院之士民云集，挤拥，老幼男女如曦来。莫说广东各府厅州县之人，就是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山西各省居民亦来求医矣。儒农官员，各品人等病来愈去矣。”⑨显然，伯驾在民众的心目中获得了尊重和信赖。美国学者也认为，正是伯驾的乐善好施，拯困济危，才使他赢得了朋友，并“作为一个美国人而为人所知”。⑩ 西医在中国的数量有限，为了扩大在中国的规模，赢得更多中国民众的信任，“中华医学传道会”设想在中国培养和教育青年掌握西医知识，通过他们传播西洋医学，以寻求一条促使中国百姓能够完全信任和接受西医的途径。 随着教会医学规模在中国的日益扩大，各地的受医人数也急剧增加。这方面向来缺乏详尽的统计材料，但通过一些零星的报刊记载，仍能帮助我们窥斑知豹，如《中外新闻七日录》以《医馆近事》为题，报道了广东地区西医馆的受医情况：“计去年省垣、佛镇两处贫民男女受医者，有30512人。石龙等处受医者，约5000人。肇庆府内受医者亦有2170人。其中所治砂淋症者22人。可见活命之菌，遐迩咸臻也。”(11)由上计之，仅广州、佛镇、石龙、肇庆四处一年以内受医人数即达37682人。上海虹口同仁医院在建院第一年(1865年)，共诊治男性病人6370人，女性病人9478人，另有76名外国人，共计15924人。(12)由此不可否认，广州、上海这样的城市是相对发达的地区，也是教会医师活跃的场所，当地西医院的受医者比贫穷落后地区的受医者要多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