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东西方交往或中外两个文明接触和碰撞的研究中，传教士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迄今为止中外学术界大致形成了三种研究典范：一是1960年代兴起的侵略/反抗(冲击/反应)的历史理念，讲述传教士如何将基督教引入中国，受到当地官绅和民众的攻击和排斥，较多关注19世纪中后期在各地爆发的教案，以及义和团时期的盲目排外流血事件①；二是1970年代兴起的改造中国以及后来的现代化研究模式，讲述传教士如何用西方文明改造中国，较多关注传教士通过改善中国天文历法、翻译西方学术著述、创办学校、医院，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变革②；三是最近兴起的跨文化交流的研究典范，较多关注传教士如何改变传教策略，注意利用科学而非宗教，尽力化解中国社会的敌对情绪而进行的文化适应和调整。③然而，从进一步研究的角度来看，尽管这三种研究典范各有侧重，但似都较多关注传教士遇到的文化抵抗，以及中国地方社会和普通民众在文化变革过程中的被动接受，而较少注意中国地方社会和普通民众的理性应对和积极推动——即中国社会的历史主体性。 本文的基本问题是，普通民众对传教士是否仅有排斥和攻击，中国社会是否只为传教士推进的现代发展的单方面受惠者？④的确，传教士试图引入的基督教教义，与其时居统治地位的中国官绅阶层在意识形态方面有许多扞格不谐之处；此外，传教士主张男女共同礼拜、不敬祖宗牌位，与中国地方习俗也有太多不合；再加上传教士作为西方入侵的一个部分，与鸦片贸易、不平等条约和列强炮舰共同闯入，遭到官绅和一些民众的抵制和抗拒在所难免。然而，中国社会不只有官绅，还有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不只是重大政治、文化事件，也还有衣食住行、油盐柴米的琐碎。在这样一些历史常态的层面上，相当一批传教士声称自己“心系中国”(Left Heart in China)⑤，叙述晚年离开中国后，一直魂牵梦萦这块生活过多年的土地。当然，一方面，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是欧美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另一方面，当时跨洋过海所造成的交通不便使很多传教士抵达中国后很少回乡探亲，因此，他们晚年退休回国之后，“儿童相见不相识”，反倒觉得母国故乡陌生和不适应，怀念度过美好青春年华的中国乃人之常情。不过，以常理揆之，如果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只是受到排斥或攻击，即使晚年对母国不适应，恐怕也不会如此眷恋中国这块曾经激烈排斥和敌视自己的土地和民众。 很多传教士都讲述过自己被善待的故事⑥，本文研究则集中于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医疗传教士”并非只是晚近出现，只为今天一些学者采用的概念⑦，而是对应于19世纪下半叶传教士文字中常见的“medical missionary”一词。1830年代后期，当最早一代医疗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与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等人共同组织了“中国博医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声称将“治病救人”作为追求目标(“Heal the sick” is our motto)，标志着基督教在华传教的一个新方向。⑧1861年，曾在舟山、上海、北京等地传教行医的英国伦敦会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出版在华生活20余年的回忆录的题目是“在中国的医疗传教士”(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1887年，在华的医疗传教士汇聚上海，成立“中国医疗传教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 sociation，中文简称“博医会”)，议决出版《博医会报》(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1907年更名为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即所谓世界上第一个在“异教徒”土地上创办的医疗传教刊物。1885年8月抵达芝罘(今烟台)的美国医疗传教士满乐道(Robert Coltman)写道：此时在华传教事工可分为三种：牧师、医疗和教育(clerical，medical，and educational)。牧师指那些负责教会事务、主持教会活动以及巡回布道的传教士；教育传教士则指那些创办教会学校，负责讲授、翻译西方近代科学和基督教教义的传教士。⑨所以，“医疗传教士”曾是这些职业医生的自我标识，并是一个有组织、有专业活动的历史群体。 将医疗传教士与其他传教士进行区隔，似更易于将研究聚焦在日常社会生活史的层面上。因为一方面相对于其他传教事工，如宣讲布道、翻译西书、创办学校，医疗传教士与普通民众有更多的直接接触和交往。如20世纪初，在北京传教士医院的就诊人数职业比重为：学生14％，仆人24％，士兵13％，产业工人(诸如裁缝、编织和木匠等)11％，店员、职员、钱铺伙计10％，苦力和重体力劳动者7％，作家和教师4％，官员4％。至于就诊费用，大多数病人只能支付两个铜板，不到5％的就诊者支付半个鹰洋⑩，救治的病人多为社会中下层的贫苦民众；另一方面，19世纪以来各地爆发的反排外骚动，很多流言蜚语又与医疗传教士的治疗方式直接相关，如外科切除、尸体解剖和存留病体标本等，最初曾让中国地方社会惊恐万分，不时爆发以医疗为引线的社会文化冲突，致使传教士内部也有人认为医疗传教比传播福音更易引发民众的骚动，抱怨医疗活动扰乱了传教事业。(11)作为其时中外接触最频繁、最密切，且最易发生冲突的一个场景，相关研究或能更具日常性和草根性。虽则，普通民众在任何社会都不是善于表达的一群，很少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文字记载，但在20世纪欧美新史学和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史家那里，都认为普通民众人数众多，从事各种社会生产活动，决定着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趋向，并发展出一整套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即在搜寻、披阅和解读上层统治阶级或殖民主义的各类文书时，这些矢志于“自下而上”、“底层”和“民众革命”的研究者，充分利用那些能够通过与相关资料进行比对和甄别的细节描述，较好地消除了记载者在记载过程中附加的想象和意念，留下大量可供我们借鉴的经典研究。(12)同样，为了从医疗传教士的文字中爬梳出那些被忽略的中国普通民众的历史身影，本文也较多利用了可作为第一手资料的现场讲述，如医疗传教士在《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2-1851)、《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1868创刊)、《博医会报》刊发的工作报告，以及他们在那个年代出版的日记、书信、札记、回忆录和传记。因为从资料的角度来看，这些讲述虽可能不乏医疗传教士们的自我夸饰和标榜，目的在于展示他们的传教行医成就和业绩，但细节见证真实，作为有具体时间、地点和人物的亲身经历，使我们能够较容易地回到历史现场，通过对零星分散的叙述进行粘贴和比对，挤出议论中的那些想象，呈现那些被历史经意或不经意遗忘、却又是这些事件亲身参与者的音容和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