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44X(2010)3-0058-02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的思想和革命实践对近代中国有着重大影响，而且对当代中国仍然有影响力。孙中山研究是一个成果非常丰硕的领域，研究孙中山的专著和论文都很多，特别是最近十年来，论文与专著数量呈几何方式增长。对此，李文海就说：“孙中山的思想、学说和他的伟大实践，是一个研究很久、为大家广泛关注、已经有了很多高水平的学术成果的老课题。很多问题已经讨论过了，很多问题也已经研究得相当深入了。也就是说，在这个领域，学术起点已经很高了。”[1]下面就从以下几个方面简要介绍一下近十年来关于孙中山研究的新观点。 一、关于三民主义学说及其发展 三民主义学说一直是孙中山研究的热点，这方面研究成果也是很多的。三民主义学说的提出，在孙中山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践中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对后世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从同盟会时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到孙中山晚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三民主义学说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一)关于三民主义的历史地位 韦杰廷认为：“孙中山不仅是第一个提出并始终坚持要在中国实施民主立宪政治制度的伟大民主革命先行者，而且是在中国传播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先驱。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孙中山第一个提出既要在中国建立民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又要在中国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经济制度，并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的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治思想，为科学社会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有益的、珍贵的思想资料。”[2]韦杰廷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充分肯定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二)关于三民主义的时代特色 武东亮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格地讲始于孙中山先生，他融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于一体，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现代化方案。为了谋求民族独立与解放、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与平等以及人民生活的真正幸福，他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三民主义不但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是一个开放的爱国主义的思想体系，它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3]这是对三民主义的时代特色进行了新的阐述。 (三)关于孙中山的思想是不是社会主义思想 黄彦提出了与主流观点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把孙中山的思想说成空想社会主义是错误的。黄彦分析了传统观点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孙中山学说的关系后，指出：“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孙中山学说中有价值的见解，从性质上说，仅仅是属于和社会主义相敌对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可资利用的合理因素呢，还是和社会主义确有相通之处呢？社会主义乃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尽管社会主义曾出现过多种流派，但都是以批判资本主义、否定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主张建立公有制为其共同的主要特征。孙中山的思想主张，虽然有别于科学社会主义，也应属于社会主义的思想范畴”。黄彦根据孙中山自己的论说，具体分析了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表现的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严厉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二是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反对资本家专制；三是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发达国家资本；四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和造成共产世界的理想。”由上述分析出发，黄彦认为：“孙中山属于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其社会主义思想的成就与不足，都带有近代中国的历史烙印。”[4] 综合上述，黄彦认为把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评价为“主观社会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是错误的，他也不同意给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冠以“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之类的头衔。但他同时承认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也包含不少非社会主义成分，他在分析上述四个相互联系的各个方面时，都具体论述了“非社会主义”的表现。他对孙中山的思想提出了新的见解，是值得关注的。 (四)关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杨天石认为：“在孙中山著作和国民党‘一大’文件中，确实没有‘三大政策’这一概念，但是，这一概念所包括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又确实都来源于孙中山，是在特定环境下，从特定角度对于孙中山思想和主张的一个比较精炼的概括。‘三大政策’这一概念形成于1925年10月至1926年末国民党的内部斗争中。它是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对孙中山晚年所行政策的一个比较准确的概括。应该承认，所概括的三个方面确实都来自孙中山，不是赝品；也应该承认，三个政策均为孙中山晚年新增，而为前期、中期所无，反映出孙中山晚年思想和政治主张的新发展。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在作出这一概括时有一个从‘二’到‘三’的发展过程，其最初的目的是反对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后来则是为了反对蒋介石等人。”[5]通过上述，杨天石肯定了三大政策确实是孙中山的思想，并对三大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阐述。 二、关于孙中山的社会变革思想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结束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掀起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第一次伟大变革。 (一)关于国家政权与社会变革的关系 苑书义认为：“孙中山虽有宏伟的三民主义改造中国的蓝图，因为他始终未能夺取全国政权，而夺取全国政权又是推进社会变革的前提和保证，所以就无从谈起什么改革社会了。孙中山之所以没能夺取全国政权，主要因为他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原则，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革命军和长期没有使武力与农民相结合。这些主观因素既导源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又同孙中山本人的思维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6]文章分析了国家政权与社会变革的关系，提出了夺取国家政权的重要性，对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的原因进行了探源。 (二)关于孙中山变革中国社会的理路 王杰认为：“孙中山变革中国社会的理路特征可概括为四个层面：具世界视野；以文明定位；倡协调发展；开中国特式。所谓世界视野，指孙中山把变革置于世界视野下，择共和变革为主题，适乎世界潮流，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比以往的救国运动功高一筹。以文明定位，指孙中山的社会变革，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依归，又揭示二者的互动功用。开中国特式，即指孙中山倡行的民主共和政体、三民主义、道德建设、思维变革等方面具有中国特式。法西不为其惑，役西不为其奴；法古不为其惑，役古不为其奴，乃孙中山中国式变革思维之精髓所在。”[7]透过组党实践窥视孙中山社会变革的心路，从而揭示中国社会变革的艰危历程，不失为一个有新意的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