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07-0064-04 康有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同时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目前关于康有为的研究，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康有为自编年谱”的真实性、“衣带诏”问题以及康有为的历史地位等问题上。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基本的梳理。 一、关于康有为自编年谱的相关问题 学界的研究似乎总避不开康有为的作伪问题。如：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因袭著名今文经学家廖平的代表作《辟刘篇》和《知圣篇》；《大同书》的成书时间是否有假等①。近年来，曾被人们认为是研究戊戌变法重要史料的《康南海自订年谱》，也由于内容的真实性问题，成为学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 康有为的自编年谱有不同的名称，最初名为《我史》，1931年顾颉刚抄本时使用《康南海自编年谱》的名称，赵丰田先生1936年发表《康长素先生年谱稿》，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史学会组织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时，才根据赵丰田所藏抄本与康同璧所藏抄本对校后，取名《康有为自编年谱》。1996年，朱维铮编校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刊载时恢复《我史》之名，并在括号中注明《康有为自编年谱》。 长期以来，《我史》是研究戊戌变法与康有为的必备资料。但是，近年来学界对该年谱文本提出了一些质疑，这些质疑集中在成书时间和具体内容方面。 《我史》成书于何时？学界通常认为康有为自编年谱撰写于戊戌政变后即1899年初前后，其主要依据是康有为自己的说法。有学者指出年谱的主体内容撰写于1899年初，大致没有疑问，是可靠的。但需要说明的是，年谱的定稿时间似乎不能看成是1899年初。毕竟，年谱在康氏生前从未刊印，稿本又多有涂改增删处，康逝世前又添加注语，揆诸以上情形，可知从初稿到定稿，经过了不断的修订。期间到底有过多少次增删、修改，现在无法得出结论，但可以肯定地说，1899年以后康氏年谱依然处在不断修订中[1]。那么《我史》到底成书于何时，按照康有为自己的说法，是光绪二十四年的“岁暮”，地点是东京的“早稻田”。对于这一说法，茅海建先生认为应该是确定无疑的，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的关键是“从手稿本来看，康后来对《我史》有不小的修改和添加，大体改到光绪十八年，康已将手稿本分为五卷；康在手稿本有五处修改之贴条；据此似可以认为，康有为晚年打算较大规模地修改《我史》，并准备出版，但没有完成便去世了。”由此茅海建先生进一步指出这“很可能意味着他打算进行诸如《戊戌奏稿》一般的再造”。事实上关于《我史》的内容，特别是关于增删修改问题，在此之前就是学界至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如著名学者朱维铮先生就指出康氏对年谱原文有“点窜”，所以有些内容并非是《我史》原文。如此，有些学者明确指出：我们在研究戊戌变法及康有为时，对于康有为的著作及其谈话，应仔细审核其内容，不可盲目轻信。 应该说，对于《我史》的作伪问题，目前基本上没有分歧，学界基本认同康有为对此做过删改，特别是茅海建先生通过对康有为的“手稿本”修改手迹的辨认，发现《我史》已经过康有为事后的修改，内容有不小的变化。其中《民功篇》应写于光绪十三年，《人类公理》《公理书》属后来的添加，而大同思想、诸天讲的思想也属后来的添加。那么经删改过的年谱是否具有可靠性？对此，茅海建指出：“康在《我史》中所记录的事件是大体可靠的，其之所以为不可信，在于他用了张扬的语词，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夸大自己的作用，并尽可能地将自己凌驾于当时朝廷高官之上。”基于此，“康在《我史》中作伪次数还不是很多，似还不至于影响到我的结论：《我史》是一部可以小心利用的史料。”[2](p.14) 综上可见，《我史》的确是康有为出于自身的癫狂性情而作了一些删改。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小心使用研究资料，不能单纯依赖康有为的这一文本进行研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忽视它自身的史料价值。与此同时，对于康有为删改《我史》的做法，我们似乎也没必要从道德上过于苛责，对处在当时历史情景下的康有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应给予理解。 二、关于康有为“衣带诏”问题 所谓衣带诏，就是藏在衣带间的秘密诏书。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衣带诏之事。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在流亡日本之际，自称身上带有光绪帝给他的衣带诏，其内容曾在上海的《新闻报》《字林西报》等报纸上发表过。然而这一事件却引起了人们的质疑，特别是康有为是否篡改过密诏，成为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 戊戌政变前夕，光绪帝曾相继颁发两道密诏，按照康有为所记载的密诏内容如下。 第一道密诏的内容： 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缪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 第二道密诏的内容： 朕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国求(救)，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熟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驱驰，共建大业，朕有厚望。 针对上述两道密诏的内容，在当时就有人提出怀疑。后来在学界也多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如汤志钧先生、台湾黄彰健等学者都提出了康伪造密诏的看法。那么到底如何看待此事？尽管目前还不能非常清楚地对此作出说明，但是根据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基本可以厘清此中头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