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国最大的民族危机就是东北问题。先是沙俄乘义和团爆发之际派兵十几万进入东北，企图将东北变成其“黄色俄罗斯”。企图独占东北的沙俄与同样对我国东北有野心的日本之间的矛盾冲突，引发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以后，沙俄退居“北满”，将“南满”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日本绝不满足于获得沙俄转让的权益，加紧了对中国权益的掠夺，东北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面对东北危机，清政府各种政治势力的态度如何，是衡量其爱国性的重要尺度之一。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的态度最为积极，袁世凯促发了清政府对东北加强治理、对东北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开放东北、建设东北，以抵制日、俄的进一步侵略。袁世凯做出了种种努力，虽然没有根本解决东北问题，但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代表了中华民族对国家权益的极力维护和对外国侵略势力的反抗，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把袁世凯的这一爱国举措，仅视之为向东北的一次势力扩张。①近年来学术界有人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但人们仅仅注意到北洋集团对东北的治理，注意到徐世昌、赵尔巽的作用，却忽略了袁世凯的努力。②本文依据中、日文献资料，包括一些未刊档案资料，着重探讨袁世凯对东北问题的关注、对东北主权和利权的维护及他在东北改制中的作用。 一、袁世凯对东北问题的关注 袁世凯1901年11月继李鸿章之后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责本身对东北有一定的责任，③所以就目前笔者接触到的资料而言，袁世凯是清政府官僚内最早关注东北问题的人。曾在袁世凯身边工作过的张国淦后来回忆说，袁世凯的关注，是袁世凯野心使然，“袁世凯政治上的野心，总是前进的。向来北洋控制东北，只在辽河以南各地区。袁氏督直后，即着手规划奉、吉、黑三省全部。日俄战争结束，他就条陈统一东三省方案”。④笔者认为，袁世凯对东北问题的关注，有其政治野心的一面，但更重要的一面是，一个具有民族情感的地方官僚对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危关注的责任心使然。而实际上早在日俄战争之前，在预计沙俄按期撤出东北之后，袁世凯就曾拿出一个关于东三省的改革方案。⑤这个东三省改革方案的要点，刊登在1903年5月18日的《大公报》上： 袁制军之满洲政策：袁制军近日编成俄兵撤退后统治满洲新制度，于前月二十四号详细据实奏陈，此揭其要领如下： 1、行政制度之改革。盛京、吉林两省仿照各省建制，总督、巡抚各一员，并设置府州县及以下官衙，隶属于该督抚。 2、军队制度之改革。接代俄兵，镇抚两省。其军队皆采用洋式练军，所有统炮兵器一律按照洋式，又计划国防军队……设提督一员，该提督须与督抚协议，图管内之治安。 3、对外事件之审理。凡在留满洲之外国人，一切行政民事上之刑事，系累或牵涉中国人民及关于外国人经营事业者，宜于奉天、吉林两省设立华洋审裁局，以精确而审理之。 4、重要市府之公开。欲图商业之发达，须开放重要都市，俾中外国人自由贸易。 5、中国税关之新设。凡满洲陆路输入外国货物，须征之某输入税，宜于国境地方及内地重要都府新设税关。 6、教育机关之新设。欲图人民知识之发达，宜于各都市新设学堂，授以外国语及普通教育，渐次进于高等教育。⑥ 袁世凯的东北政策，实际上是他对东北全面进行改革的方案，包括东北地区由军府制改为行省制的改革，全面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即全面推行新政，将早期现代化拓展至东北地区，以和内地相一致；还包括开放东北，正确处理和外国的关系等。袁世凯改革东北的方案，对于在东北推行新政，加强对东北的治理、建设，以改变东北的落后面貌，巩固东北的国防，抵制外国对东北的侵略，均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个改革方案，是面对沙俄对东北侵占即将结束而提出来的，因此是非常及时的。袁世凯改革东北的方案，由于沙俄没有如期撤兵和随后的日俄战争爆发而没有能够实现，但它却是全面改革东北的先声，对以后的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俄战争爆发后，清政府由于自身的软弱和无奈，不得不选择了局外中立。局外中立是袁世凯提出和具体负责实施的。⑦这在当时来说也是出于无奈，不过即便局外中立，也需要一定的实力准备，正如袁世凯所说，“就我现在情事而论，不得不谨守局外，然公法局外之例，以遣兵防边，不许客兵借境为要义。防之不力，守局立隳，不但人之溃卒，我之土匪，必须认真防堵，而两大抅兵，逼处堂奥，变幻叵测，亦不得不预筹地步”。⑧他在给清廷提出的局外中立国所负责任要点中有这样一条：“局外者，不得允战国借境攻敌，如无力阻止，亦为背局外之责，敌国即可引兵入境，自行抵御。”⑨袁世凯将北洋新军开赴战区，严守中立区域，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变化。不过清政府的中立，是有着原则性的前提条件并向各国严正声明的，即“东三省疆土权力，无论两国胜负，仍皈中国自主，不得占据”。⑩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即清末袁世凯对日本的认识问题。袁世凯在任职于朝鲜12年的主要使命，即秉承李鸿章和清廷的意旨，维护中、朝传统宗藩关系，抵制日本和其他列强向朝鲜的渗透。袁世凯在完成这一使命时有得有失，但总体上说他对日本是有着一定认识的，对日本的抵制是非常明显的。1882年，袁世凯参加了平定朝鲜“壬午兵变”的军事行动。1884年，袁世凯又亲自指挥中国军队平定了“甲申政变”，粉碎了日本扶持开化党颠覆政府脱离中国的企图。正因为如此，甲申事变后中、日两国谈判，日本代表提出要对袁世凯进行严惩。(11)袁世凯在任职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期间对朝鲜的积极经营，促使中朝贸易额激增，1885-1893年间竟增长了6倍多，而同一时期的日朝贸易额仅增长2倍。日本人惊呼，“我国商人与中国商人在朝鲜的竞争优势已失，朝鲜大量的商业利益从我国商人手中转向中国”。(12)这对野心勃勃要侵占朝鲜的日本来说是决不甘心的，终于在1894年发动侵朝侵华的中日战争，打败中国，吞并朝鲜。而袁世凯由于对日本侵略的抵制和对中国权益的维护而被日本视为仇敌，日本政府“以执政亲中国，疑朝鲜拒日，皆中国驻朝总办袁世凯所为，殊怨袁”，(13)对袁世凯“憾之刺骨，百般排陷之”。(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