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10)02-0013-19 1884年新疆建省后，并未如内地一样设立总督，而是仅设巡抚，隶于陕甘总督，并保留了伊犁将军一职，新疆因此出现了巡抚、将军并立的政治局面，直到1916年。本文试图以晚清满汉关系为视角，对新疆这一建制格局形成的原因经过及其影响作一分析。 一、晚清满汉关系的大背景 清朝是满洲贵族入主中原所建立起来的全国性政权，作为统治民族，满洲贵族始终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存在不同程度的民族矛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矛盾呈现出日益淡化的趋势，“满汉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有了很大发展”①。清朝为扩大其统治基础，在保证满洲贵族统治利益的前提下，采取了“满汉并用”“择贤而任”②的方针。满洲贵族中一些要员也公开主张重用汉臣，大学士文庆就曾谏道：“欲办天下事，当重用汉人。彼皆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一步，懵然于大计者乎？”③尤其是鸦片战争爆发及太平天国起义以后，兵饷两空的清政府无力支撑危局，不得不谕令各地广办地方团练，维护统治。满洲贵族的逐渐腐化衰败给汉族官僚的崛起提供了契机，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湘淮集团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起来。湘系、淮系为督抚者“与日俱增”，“这与太平天国起义以前相对照，满洲贵族对省级政权的控制，真有一落千丈之势”。④ 满洲贵族为维护其统治利益，对汉族官僚采取了让步政策。这一时期地方军事集团领袖被重用，对于清皇室而言，更多的是为了应付内忧外患，从地方上寻求其权力的支撑点。但正是这种让步政策，导致清朝的统治从中央到地方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新的汉人地方军事集团崛起并左右了19世纪后期晚清政局的发展。满洲贵族开始感到其特权和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其在重用汉人的同时，愈加害怕汉人羽翼丰满，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满汉官僚之间的权力争夺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有学者将晚清满汉势力的消长分成四个阶段：“满汉矛盾缓和(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前)、汉族地主势力急剧上升(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满汉博弈(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至1900年义和团运动)、满洲贵族最后反扑及失败(1901清政府“新政”开始至1912年清帝退位)。”⑤满汉关系的这一变化暨权力的不断调和争夺贯穿于晚清政治生活始终，并成为其主要特征之一，一直延续至清朝灭亡。 新疆建省时期，正值满汉博弈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新疆的建省工作及各项事业的发展，便不可避免地打上满汉官僚权力争夺的烙印。 二、新伊分治局面形成的满汉关系因素 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这是晚清政治生活中一件比较重要的事件。由于情形的复杂特殊，建省后新疆并未自成格局，而是仅设巡抚、隶于陕甘总督，并保留了伊犁将军一职。⑥伊犁将军的权限虽较前大为缩小，但仍统辖伊犁、塔城及满营、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各营，监督蒙古、哈萨克、布鲁特各部落，节制伊犁镇标，办理中俄交涉事务，“其职权与内地各将军之附丽于省者不同”⑦，实际是于新疆巡抚外另树的独立机关。巡抚表面上看有统治全疆之责，“而自内容言之，则将军、参赞隐有专理蒙哈部落之权。人民既判，土地遂分，而政治亦因之阻格，遂有一剖不可复合之势。”⑧巡抚与将军并立的局面，事实上造成了新(新疆)、伊(伊犁、塔城地区)的分治。 新伊分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表面上看，伊犁将军未被裁撤是出于巩固新疆特别是伊、塔地区边防的目的；但从深一层来观察，特别是在晚清满汉关系的大背景下，则是满汉官僚集团在新疆权力争夺上互相妥协的结果。 新疆建省前和东北一样，历任将军都是由皇族或八旗要员担任，即使下层主要官员的设置也是以满族官僚为主导，新疆实际上成为满洲贵族的传统势力范围。⑨清朝对汉人势力进入新疆有着严格限制，并“利用分化政策，使各族孤立，尤严禁边族汉化，……以便易于统治”；“(其)对国内边疆民族政策方面，除了将蒙古当做其自己背后的力量外，还切断新疆回部和汉人的关系，使其孤立成为清廷直接控制的领域。如此可在清朝统治体系中，造成自中国东北、蒙古至新疆(乃至于西藏)联成一道坚强的防线，其对外巩固了国防，对内则包围了汉族的形势”⑩。 但是，满洲贵族独控新疆的现象随着以左宗棠为首的湘系集团进军新疆而发生了改变。以汉人组成的湘系集团在西征平叛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势力随着新疆的收复而不断壮大，曾任陕甘总督的杨昌浚有着“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弟子满天山”的诗句。左宗棠、刘锦棠等湘系将领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为恢复生产、处理善后事务，在新疆各地广设善后局，其官员也大多指派汉族官吏充任。新疆收复后，清廷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汉族官吏，从而改变了建省前满洲贵族独揽新疆军政大权的局面，满洲贵族对此并非心甘情愿，只是迫于形势才不得不让出很大一部分权力。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保留自己在新疆的权力利益是新疆收复后满洲贵族最关心的问题，满汉官僚在新疆的权力博弈便随着新疆设省问题的提出而展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