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09-12-16 在清末民初的文化舞台上有两位巨子，一位是梁启超，另一位是严复。章士钊晚年回忆说：“从晚清以至民初，二三十年间，以文字摅写政治，跳荡于文坛，力挈天下而趋者，唯严幾道与梁任公二人……几道规模桐城，字栉句比，略带泰西文律……使人望而生畏；任公有陶渊明之风，于政于学，皆不求甚解而止，行文信笔所之，以情感人，使读者喜而易近，因之天下从风而靡。”[1]2118章士钊的回顾给我们探察其时的人文生态以重要启示。我们此前曾略感梁、严两人心思门径风格各异，应予细勘，因有妄论梁、严评议卢梭、老子两篇小文[2-3]；今读章著，更觉两人关于王安石的评议也有比较阐发之必要。从某种程度上说，梁、严评议王安石，较之两人对待卢梭、老子的态度，可比之处似乎更多。例如，两人恰巧都在1908年对王有了特别的关注，两人对王的政术、心术和学术等都有深入的研讨。 以往学界研究王安石变法的论著大都要论及梁启超撰写《王荆公》一事，更有学者以专文探讨，不过这些探讨多着眼于梁在内中所寄托的政治思想及其对“新史学”的开创意义，而对梁1908年刊发此书前后之语境和心态则缺少深究，因而对内中所表达的政治思想就不能有更准确的把握①。可以说，关于严复评议王安石，特别是将梁、严评议王安石作对比的研讨，迄今仍寡②。因此，本文拟就此问题略为置喙，以待高明。 一、梁、严评王安石之语境与心态 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载：1908年，“先生著《王荆公》一书成，该书凡二十二章，主旨在发挥王荆公的政术，所以对于王氏所创新法的内容和得失，讨论极详，并且往往以近世欧美的政治比较之”③。梁在《王荆公·自序》中说：“自余初知学，即服膺王荆公。欲为作传也有年，牵于他业未克就。顷修国史至宋代，欲考熙丰新法之真相，穷极其原因结果，鉴其利害得失，以为知来视往之资……非欲为过去历史翻一场公案，凡以示伟人之模范。”[4]1这表明：其一，梁素来服膺王安石，其性情志向与王多有耦合，并非全由一时兴起或时局所需而著此书；其二，梁著《王荆公》虽有翻案的嫌疑，但他意不在此，而主要是要“示伟人之模范”。 上述第一点确乎不无道理。1905年前后，清廷重臣张之洞在注解其《学术》诗时即写道：“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5]10559康有为也曾创万木草堂招徒讲学，在《万木草堂口说》中就有“讲王介甫百年无事札子”等内容。康称：“王安石始用雇役，至今赖之，千年功德。保甲亦其遗法。”[6]245作为康门高足，梁对王安石的看法自然不可能不受其影响。1896年8月，梁启超发表《变法通议·论科举》称：“荆公经义取士，虽未敢谓为善制，而合科举于学校，则千古之伟论也。”1901年，梁撰《李鸿章》一书，将李与王安石相提并论，但他更理解和钦佩的是王。他说：“安石得君既专，其布划之兢兢于民事，局面宏远，有过于鸿章者。”④与前面不同的是，这里所强调的不是其变法的具体措施，而是识见规模、得君既专、兢于民事和客观阻力等，可见梁所重视的是作为大政治家的王安石所特有的主观素质与客观遭际，也即前文所述的第二点——“示伟人之模范”。 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燃起了新的希望。谋开党禁、欲归国主政、勤著述以糊口解困，大致可以概括梁这一时期的心境和情境。梁在《与上海某某等报馆主笔书》中说：“谓吾不欲开党禁耶，此违心之言也，吾固日夜望之。以私情言……游子思归，情安能免。以公义言，则吾固日日思有所以自效于祖国也。”[4]56除了政治上的秘密活动外，要为开党禁造舆论，动用历史资源自然是不可少的，因此，梁有必要为王安石洗冤，梁也称《王荆公》是“洗冤录”。很显然，洗冤是为开党禁服务的，但梁的最大愿望并非在此，而在于归国主政。他说：“吾之能归国与否，此自关四万万人之福命，非人力所能强致也。”“吾数年来早有一宣言在此矣：若梁某某者，除却做国务大臣外，终身决不做一官者也。然苟非能实行吾政见，则亦终身决不做国务大臣者也。”[4]561909年，梁启超在与其弟的通信中也称：“兄年来于政治问题研究愈多，益信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7]5979 梁既然以为救中国非他不可，在归国前就必须有所布置，除组织上的布置外，也需要舆论准备，需要借历史来树先进、立模范、增见识，借历史伟人来宣扬改革者不计个人得失的精神。正是这样，王安石的改革精神契合了梁当时的内心渴望。 如果说“谋开党禁”与“归国主政”已为学界有所论及的话，那么梁撰《王荆公》时的另一处境则绝少有人提及，即当时梁氏所承受的经济上的沉重压力，迫其不得不勤于著述，卖文解困。这样一来，为尽速完稿，招徕读者，信笔之言，就势所难免了。 很有意思的是，与梁撰《王荆公》同一年，严复对王安石也给予了非同寻常的关注。据载：1908年8月26日，严复由上海至天津，“旅次，批阅《王荆公诗》，先后加批注200余条、和诗30余首，如《和荆公》、《和〈适意〉》、《和〈愍儒坑〉》等”⑤。严复这时是否读过《王荆公》，目前还难以断定，不过，既然这两位知识界巨子在同一年将各自笔锋指向同一目标，这其中必定有值得玩味之处。早在多年前，严复就在《原强》(1895)中称：“王介甫之变法，如青苗，如保马，如雇役，皆非其法之不良、其意之不美也，而昧者见其蔽而訾其法，故其心不服，因而党论纷淆，至于亡国而后已。而后世遂鳃鳃然，举以变法为戒，其亦不达于理矣。”[8]一，13如果仅就此看来，严复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看法可以说与梁启超确是差别不大，但问题是，严复对王安石的频繁评议为何不出在别时，而偏偏是集中于1908年后。在学界已有的论述中，几乎一致认为这些评议与和诗足以表明严对王的崇拜比梁有过之而无不及。曾克耑在为《王荆公诗评语》所作序中便说：“自新会梁氏为之传，而其学以显”，“独侯官严氏，以通儒雄笔，通贯中西学，既评释、老、庄以通其邮，复以其余力手公诗而评骘之”；“此老……圈识之不足则评赞之，评赞之不足，乃复取其谈禅论古之作，一一而追和之，魂游魄恋，上下千古”[8]1178-1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