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0)04-0085-13 现代社会学科的形成既是知识建构的过程，也是社会运动与制度规训的结果。沃勒斯坦(I.Waller-stein)说，当前在社会科学领域主导着的学科划分“反映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巨大胜利。这当然是因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曾经(现在也)掌握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意识形态的主控权”①。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政治学在美国率先获得了发展，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越出了美国，成为一般性的政治学②。各民族、国家原有的政治学传统因此而受到挑战、破坏乃至重组，如19世纪在日耳曼地区兴盛一时的国家学到了20世纪20年代终归衰败，被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主流的分类社会科学所取代③。 近代中国的学术分科，无疑也是欧美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结果。至于现代政治学是怎样传入中国，并在中国新式教育体制中确立其学科地位，进而建立起一系列相应的学术机制，应当依据史实来加以揭示。以往关于中国政治学史的研究主要是在思想史的层面上展开，最近的研究方向则是从晚清出版的词典、图书目录、各类丛书中来考察政治学的词汇交流与观念变迁史④。但是知识与思想只是学科的一个层面，此外尚需关注人、物与制度等因素，有学者便据此认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中国政治学基本形成于民国初年⑤。 近代学术的中心在大学与研究机构。由于在中国近现代教育与学术史上的独特地位，北京大学被视作研究中国现代学科形成史的典型，成为学人探讨中国现代学术机构与学术发展的焦点课题⑥。关于政治学，有人指出：“北大是中国政治学的发源地，也是学者寄望发展的重镇；一叶知秋，‘政治学与北大’可谓‘政治学与现代中国’的缩影；政治学的兴衰浮沉，正是学术与政治互动的典型案例。”⑦然而议论所据之《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系史(1898-1998)》大体上只是由师生名录、课程表等编排而成的资料集。进而检索为数可观的北大校史论著资料⑧，相关的研究相当欠缺。鉴于前人研究之不足，本文将注重从历时性和系统性两方面来考察现代政治学科在北大的建立过程。 一、创设京师大学堂：立学宗旨与教学分科 传统儒学中的经世致用精神因时代与环境的不同而时隐时显，乾嘉时代固然考据之学大盛，但经世学风的兴起已在酝酿之中⑨。“嘉、道以后，留心时政之士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⑩更因外厄内乱，“人士渐知徒讲考证之学，不足以救亡。于是忧时之士，群欲改弦更张，重树学风，以救时弊”。龚自珍、魏源等宗西汉公羊家法，兼治时政，而曾国藩则提倡宋儒义理之学(11)。“义理专重人生，而独缺政治。国藩又增经济一目，经国济民，正为治平大道，即政治学。”(12)及“乙未和议成后，士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13)，对言西法者重“艺”轻“政”的现象大加批评，主张“今日之学，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14)。就连被视为保守的张之洞当时也主张在新旧兼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前提下，要政艺兼学，并且认为，“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15)。 经世思想的复兴，成为推动晚清兴学的重要动力。1896年6月1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在京师建立大学堂。光绪皇帝遂令总理衙门议奏。总理衙门随后议复，除了赞同李端棻的主张，并提请“饬下管理书局大臣察度情形，妥筹办理”(16)。管理书局大臣孙家鼐从定宗旨、造学堂、学问分科等六个方面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事宜。之后，朝野对兴办大学堂事宜屡有议奏，但由于保守势力的阻挠而缺乏实质进展。1898年2月15日，御史王鹏运复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6月11日，谕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17)。6月26日复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议奏，迅速复奏，毋再迟延(18)。后者乃草定章程八十余条，缮单呈览。7月3日，奉谕准照所议办理，派孙家鼐为管理大臣。8月4日，命孙家鼐妥议大学堂章程，克期具奏，后者随即上《奏覆筹办大学堂情形折》。8月9日，又谕令孙家鼐“按照所拟各节，认真办理，以专责成”(19)。9月21日，政变突作。10月1日，谕令大学堂保留。以上为大学堂筹办过程的大概情形，有关大学堂的设学宗旨及学科规划须在此过程中探讨。 李端棻在奏请推广学校折中建议：“京师大学，选举贡监生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学中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以三年为期。其省学、大学所课，门目繁多，可仿宋胡瑗经义、治事之例，分斋讲习，等其荣途，一归科第，予以出身，一如常官。”省学“学中课程，诵经史子及国朝掌故诸书，而辅之以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农桑、兵、矿、时事、交涉等书，以三年为期。”(20)可见其立学宗旨是要培养体用兼备的经世之才。相比之下，军机大臣会同总署议奏的大学堂章程的立学宗旨和课程规划更为明确具体。“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故“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学堂功课分为溥通学和专门学两大类。溥通学包括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学。俟溥通学卒业后，学生每人各习一门或两门专门学。专门学包括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法律学归此门)、高等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等(21)。 事实上，不仅李端棻的奏折是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22)，军机大臣会同总署议奏的章程据称也是梁启超所拟(23)，故在内容上接近梁启超制订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梁启超认为当时“中国所患者无政才也”，故将培养经世之才列为时务学堂的主要目标。时务学堂“所广之学，分为两种：一曰溥通学，二曰专门学。溥通学，凡学生人人皆当通习；专门学，每人各占一门”。“溥通学之条目有四：一曰经学，二曰诸子学，三曰公理学(此种学大约原本圣经，参合算理公法格物诸学而成，中国尚未有此学)，四曰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专门学之条目有三：一曰公法学(宪法民律刑律之类为内公法，交涉公法约章之类为外公法)，二曰掌故学，三曰格算学。”(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