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R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0)03-0011-10 以往依据典志资料对清末卫生机构所做的研究，为我们摹画了一幅卫生管理采取日本模式①、依托警察行政的整体面貌，而通过详载地方信息的报刊资料，我们会发现，各地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历史进程极为复杂，多种卫生管理模式曾在清末中国尝试。②其中，近代西方卫生管理模式在八国联军占领时期移植到天津，并在交还天津时由直隶政府继承下来，所建立的天津卫生局成为中国最早的专门卫生行政机构，也是20世纪20年代末遍行全国的卫生行政改革的滥觞。宣统年间，民政部在全国范围将卫生管理纳入警政范围时，存在已近十年的天津卫生局作为另类事物陷入裁撤危机。对以往研究阙如的清末天津卫生局裁撤事件进行梳理和考察，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时人如何定位清末天津卫生局，如何看待地方卫生事务，如何认识中国卫生行政发展的方向。 一 宣统之前的天津卫生管理机构 (一)临时政府卫生局 天津近代卫生行政始于八国联军临时政府统治时期。鉴于庚子战后天津卫生状况严重恶化，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初四，占领军把欧洲市政管理模式移植到天津城，创建了专管卫生防疫的机构——临时政府卫生局。 临时政府卫生局人员构成以具有医学专业知识者为主，凸显其专门局所性质。该局三任局长都是医生出身：德博施(Depasse)，曾为法国驻华公使馆医生；乌隆(Houillon)，法国医学博士，天津医学堂教授，一级医生；梅斯尼(Mesny)，法国海军二级医生。该局聘有医师和药剂师多名，外籍的先后有：让勒诺(Jeanrenaud)、梅戈尔(Melgaard)、罗迪埃(Lautier)、布施(Busch)、普洛姆(Plomb)、松岛(Matsushima)、布律内(Brunet)、武威佑(Woo Wei You)等；华医有苏浩东、翁医生、关医生、邵医生、崔医生、肖医生等。另外，临时政府卫生局还配有卫生监察员、卫生巡捕若干名来协助医师工作。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该局卫生人员总数为12名，并计划扩充至30名。③ 地方官府管理公共卫生事务在天津是一种全新的事业，临时政府卫生局将环境卫生、饮食卫生、卫生统计、疾病检查、疫病预防等传统行政阙如部分，纳入工作范围，深刻地改变了天津人的日常生活。④其贡献不仅在于城市环境状况的改善，更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天津即是由医学专业人员管理卫生防疫，卫生事务与警察事务分离，这一专门行政模式使天津卫生事业从一开始就站在了高起点上。 (二)天津卫生局抑或北洋卫生局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临时政府将天津交还直隶政府时，要求保留卫生相关设置，作为临时政府遗产的天津卫生局成为了中国最早的近代卫生行政机构。因与交涉有关，天津卫生局收回之初附设于津海关道署，这是当时实际主持北洋外交的机构。次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迁至大王庙，作为和巡警总局并列的独立机构直接隶属直隶总督。 直隶总督辖下的天津卫生总局总办为屈永秋，协办关景贤，总医官是前卫生局长梅斯尼。外籍医官有美国人裴志理等，中国医官有关景星、萧杞柟、经亨咸、朱振彝、吴旗芬、王文藻、黑家彦等，多为天津医学堂和军医学堂毕业生。⑤卫生巡捕数额则有所扩大，职业医生及受过卫生训练的巡捕继续担负天津卫生防疫职责。 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上海鼠疫波及北塘，为避免德法领事藉口干预，直隶总督袁世凯饬令天津卫生局，“于营口、前所、北塘、新河四处另设医所，专查铁路。继复在营口建造医院诊治病民以图补救”。⑥从是疫起，“天津卫生局不仅限于天津一隅，并不仅直隶一省，其范围含有北洋性质”⑦，作为北洋卫生局，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区域性防疫机构。 “总局”之称，一是源于天津卫生局在天津城厢设有育黎堂、妇婴医院、时症医院三处分局；同时，由于天津卫生局还附设了营口、唐山各卫生分局，大沽、北塘、塘沽各检疫所，实际它又是北洋卫生局，因总办事机构设在天津大王庙，也称天津卫生总局。在报道和大王庙天津卫生局有关的事项时，“天津卫生局”、“天津卫生总局”、“北洋卫生局”都见诸报端，指称上的混乱实际是时人对其职能、权限认识模糊的表现，这直接影响到宣统年间顺直谘议局对卫生局职权范围的质疑。 与临时政府卫生局经费全部来自天津本埠捐税不同，天津卫生总局经费的主体是津海关八分经费，⑧系直隶总督袁世凯以完善卫生局建制为由，向清廷特别奏请，将原用于直隶军政支出的海关税做了分拨，其数额多达十四五万两。⑨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卫生局经费使用时扩展至北洋防疫事务，为日后的经费之争埋下了伏笔。 天津卫生总局负责本城街道日常的清扫、厕所粪厂的监管、饮食物的检验、每年春秋两季施种牛痘以及北洋区域内发生瘟疫时的消毒检疫工作。其新式土车⑩官厕消毒办法(11)、马路建设(12)、菜市场建设(13)等为北京、奉天等地效仿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说在宣统之前，天津卫生局无论机构建制还是行政效能，在北方甚至整个中国都首屈一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