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朝鲜高宗九年)，朝鲜平安道厚昌郡郡守赵玮显派遣崔宗范(厚昌首乡、寨将)、金泰兴(防将、及第出身)、林硕根(译官)等三位谍报人员，秘密越境潜入鸭绿江北岸中国境内，进行侦探，随后留下了《江北日记》。①日记的执笔人为崔宗范，调查时间是五月三十日至七月十一日的40天期间，侦探地域是当时朝鲜平安北道厚昌郡、慈城郡对面的中国鸭绿江中上游地区，大致范围包括现在临江市及其周边的集安、通化、桓仁、长白、抚松、靖宇的部分地区，有600公里路程。本文拟以《江北日记》为中心，结合中、朝两国相关文献资料，探讨清朝同治年间鸭绿江中上游地区的社会状况。 一、清中叶以后鸭绿江封禁区流民社会的形成 清朝对鸭绿江流域长期实行封禁政策。清初，借鉴明朝初年在鸭绿江和连山关之间留数百里瓯脱地带隔绝中外的做法，在盛京柳条边和鸭绿江之间的中朝边界地区留出缓冲地带，严禁中、朝两国人民进入此地伐木、行猎、采参、垦种。“凤凰城边栅北自石人子与叆阳接界，南至海滨，亘百六十里有奇，出栅至与朝鲜分界之中江，北远而南近，其地皆弃同瓯脱者，盖恐边民扰害属国，乃朝廷柔远之仁，设官置汛立法綦严。”②清政府主要通过柳条边及边门、内外卡伦，对鸭绿江流域实施封禁政策。到乾隆年间，为了加强鸭绿江流域的防守，在增设卡伦的同时实行统巡制度，按四季派城守尉、协领、防守尉等巡边搜索犯禁入居者。到19世纪，随着闯入鸭绿江封禁区的流民越来越多，鸭绿江防务进一步加强，实行中、朝两国“会哨制”，“统巡官出边，应令先知照朝鲜地方官会哨，如无搭盖窝棚处所，该国地方官具文，由统巡官申报将军以备稽核”。③如发现垦荒居住者，不论中国人还是朝鲜人，田舍平毁，人员驱逐。 朝鲜方面，为防止边民偷越边境制造事端、引起外交纠纷，也采取严格的边禁措施，防范犯越事件的发生。早在1672年朝鲜即规定：“西北边犯越人随从之类，自今拿致本营严刑三次，再犯者严刑五次，仍置本镇，三犯者枭示。”④1685年，朝鲜政府加强北方四郡、六镇的警戒，在平安、咸镜两道江岸陈兵严守，断禁边民越境。第二年正月特制定《南北参商沿边犯禁断事目》，凡潜出国界私人中国者，无论事由，不分首从，一概境上枭首示众。⑤1687年，又制定《边民采参犯禁之律》，决定对渎职的地方官员以及“群聚犯采者”，诛其首倡，协从及一二人犯者，宜用次律，“上从其议”。⑥同时，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对“发告潜越之人者，论以重赏，知情不告者及守令、边将之故为掩饰置者，绳以重律，以防日后无穷之弊”。⑦ 但清朝和朝鲜的所有防范措施，都未能阻止中国关内流民和朝鲜北部边民犯禁潜入鸭绿江封禁区谋生的潮流。从清朝方面看，自18世纪中叶以后，关内流民相继潜入鸭绿江沿岸封禁地区采猎。随着流民增加，他们便趁卡伦官兵入冬撤走之机，进入浑江流域、鸭绿江中下游盗伐木材。嘉道之际，关内流民不断冲破封禁徙居东北，其中部分流民进入鸭绿江封禁区，搭盖窝棚，盗伐树木，开荒种地，采挖矿场。但一旦被八旗官兵发现，则无条件地被驱逐出鸭绿江流域。到咸丰时期，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局势，盛京地区八旗兵被大量抽调入关作战，无暇维持鸭绿江流域的封禁。在这种形势下，流民不仅大量涌入鸭绿江流域，并且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社会组织。“咸丰间中原多故，封禁隐弛。东沟、通沟诸处，私垦之豪，据为己地，敛财编户，自成风气。”⑧到同治年间，“自东边门外至浑江，东西宽百余里至二三百里不等，南北斜长约一千余里，多有垦田、建房、栽参、伐木等事；自浑江至叆江，东西宽数十里至三四百里不等，南北斜长约二千余里，其间各项营生与前略同，惟人皆流徙，聚集甚众，已有建庙、演戏、立会、团练、通传、转牌”。⑨说明鸭绿江流域的流民不仅人数众多，而且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从朝鲜方面看，自19世纪中叶以后，为当木筏水手而越境潜入中国境内的朝鲜人发现鸭绿江及其支流浑江流域土地肥沃，易于垦种，便就地转而务农。消息不胫而走，越来越多的朝鲜北部边民犯越国境，移居鸭绿江北岸私垦荒地，朝鲜人越境由过去以采参、捕貂、伐木为主变为垦荒居住为主。尤其是1860年到1869年期间，朝鲜北部连续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原本因残酷的封建统治难以维持生计的农民阶层，被迫背井离乡，铤而走险，冲破禁令，私编木排，载运家眷，犯越鸭绿江、图们江，潜入中国东北地区，寻找谋生之路。一些人携老扶幼进入中国今辽宁、吉林两省境内筑室定居，逐渐形成流民社会。 清朝后期，随着统巡制度的松弛，为过去“令紧暂退，令弛复返”的越境朝鲜人垦居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生存环境。“从前统巡之行，例皆索钱，办给若干赂钱，则自无事矣……每年统巡之来，必领率甲军，声言逐匪，而何曾有驱逐之举乎？例有情给，便同一收税之行也。”⑩统巡制度已变成地方官兵受贿索钱的手段而已。1872年十二月，出使清朝归国的朴珪寿给朝鲜国王的进言中也反映了当时清朝封禁政策的虚实：“自义州至栅门为一百二十里，自此以北至于江界以外，皆是禁地也。奥自清初，不许垦田筑室，以严两国边禁。挽近各处流民往往冒禁，聚集于其地，年加岁增，其数渐多。中国虽行察边之政，而亦渐归文具。虽然，入栅贡路，终无犯禁耕垦之弊矣。臣于渡江以后见之，则殆无一片闲地，黍粟诸谷宛然成林，比较他地尤为丰登矣。第此禁地之烂漫垦辟，人烟相望，必至两境之奸细匪类，隐伏滋长，出没惹事，其为深忧，诚非细虑矣。自江界以下沿江诸邑只隅一江，而况于冰合之时，每多冒禁犯越之弊。近日所闻，尤为狼藉，诚极闷然。”(11)说明清朝的统巡察边政策已名存实亡，鸭绿江流域的闲旷地带已被流民开垦殆尽。据《江北日记》记载，到1872年为止，来自山水、仁遮(现两江道北部)和厚昌(现慈江道北部)等郡的朝鲜人在鸭绿江上游今中国临江六道沟至长白县十三道沟400多里(160多公里)(12)的地区，聚居成了18个部落，共有193户，1673人。(13)在朝鲜厚昌郡对岸，鸭绿江中游今临江市三道沟至六道沟一带，聚居朝鲜人270户，1465名，农舍零零落落绵延150里(60公里)。(14)而当时鸭绿江中上游地区朝鲜移民十之七八来自咸镜北道茂山，其原因是地方官的苛政及“别界”之说的诱惑。“丁卯之夏，马行逸为茂山府使，查出无名还逋十余万石，狼食虎吃，半岁之间，一邑涂炭，富者贫，而贫者死，至于哭声连巷，甚于兵火。民既无告号天叫生之际，适有此地别界之说，狼藉相传，民皆耸喜，相促而发，如水赴海。而路出白头山腰，是五百余里无人之地也。夏而病暑，冬而饥寒，死于中途者，不可胜数，至今犹腥。而幸其不死者，皆到此地，是所以居人之茂山多，而他来小也。”(15)关于“别界”之说，《江北日记》载：“茂山名不知金有司云者，七八年前潜到此间，及其回还，做出伪书，盛称葛郭之德，甘言山水之美，甚至图画地形，详录里数，故落于慈城闾延面。此书始播传，各处之人，美其名而辐辏越来，横死者，不知几千。苟活者，皆佣于胡，而家有妇女，皆为胡妻，所有财物尽作胡有。使我西北两道之人，半死于途，半佣于胡……若使金有司初无伪书，则人必无来此者，而既来而畏法未归。边禁之法，去来一般，而来易去难，是亦天之所使耶。”(16)“我亦为此等说所误，三年前携眷到此，未见如所闻者。而贫不资生，雇于胡，而至于浮江流木。自巴江历凤城(凤凰城)抵我界龙川(隶属于旧平安北道)越边孤山，匝岁而还，竟无别界，且无高人之居。”(17)反映了当时大批朝鲜人因“别界之说”的诱惑而犯越国境来到中国所导致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