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斜阳下的亲密接触:论朝鲜官员金允植的天津领选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鑫磊,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1882年,朝鲜官员金允植受命出任“领选使”,率领一支包括三十八名朝鲜学徒和工匠在内的大规模使团来到中国天津,在天津机器制造局展开为期一年的军工制造技术学习活动。在津期间,他作为朝鲜的联络官员,与李鸿章等清朝大员就朝美缔约及朝鲜开港问题多次进行密谈,还亲眼目睹了当时中国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状况。其所著《领选日记》、《阴晴史》、《天津谈草》等文献,为这段历史留下了详尽的记载。本文在重新回顾和检讨这段历史的同时,还将侧重以“从周边看中国”的视角,关注和探讨两个问题:一是晚清政府对东亚局势的判断及应对,二是朝鲜使者眼中的清朝机器制造业发展实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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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的话

      葛兆光

      作者在标题中用了“帝国斜阳”这个词,很有趣。我不知道这是暗指大清帝国在那个时代已经如同“斜阳西下”,还是指的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中国的列强如同“西天斜阳”?无论如何,在本文讨论的时代,因为经历了鸦片战争、黑船事件和江华岛事件,东亚诸国的历史已经被整编到全球史的漩涡之中,画面和内涵已经变得复杂和丰富起来。

      就在本文讨论的这个看来并不起眼的“金允植天津领选”故事中,历史不仅涉及了朝鲜、日本、中国的外交纵横捭阖,看到了各路精英人物如李鸿章、马建忠、周馥等等的合纵连横,还隐隐出现了远西的美、英、德诸强的身影,这一事件不仅和震撼朝鲜的“大院君”事件有关,也涉及朝鲜和中国内部关于开国、开港、开放的纷争,呈现了各国快慢不一的不同现代化进程,甚至和此后的日本干涉朝鲜的后事也相关。在1881-1883年两年间,东亚的历史变得如此有趣,在一个朝鲜使团到中国天津学习机器制造这样的小事件中,竟折射了涉及全球的大历史。选择这样的课题,进行细致的研究,正是我们应当提倡的“小口子进,大口子出”的方法。

      更值得提出的是,有关金允植作为“领选使”率领工匠于天津学习的资料,包括《阴晴史》、《领选日记》和《天津谈草》等等,主要是来自朝鲜的汉文史料。朝鲜保存的这类汉文史料数量庞大,价值很珍贵,涉及的历史很广泛,可是过去研究的人不多。其实在1938年,胡适代表中国第一次参加在瑞士举办的国际历史学大会,发表题为《近年来所发现有关中国历史的新资料》(Recently Discovered Material for Chinese History)就在所谓“四大发现”即甲骨卜辞、敦煌卷子、居延汉简、明清大内档案之外,强调了“日本、朝鲜所存中国史料”。可是,这些资料至今仍然未能充分使用。

      1881年11月17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李朝朝鲜政府以官员金允植①为“领选使”,率领一支包括三十八名学徒和工匠在内的大规模使团,②出发前往中国天津。该使团于1882年1月25日(农历一八八一年腊月初六)抵达天津。其后,工匠和学徒被分别安排进天津机器制造局的东、南两局学习各种机器制造技术,特别是军械制造技术。该次学徒工匠的选拔、派遣,是李朝朝鲜在高宗李熙(1852-1919)执政时期,积极奉行稳健开化政策的大背景下,以“武备自强”为目的而组织的选派留学活动。及至1882年12月9日(农历十月二十九日),金允植等最后回到朝鲜,这次学习活动前后共持续了近一年时间。

      在学习活动开展的同时,作为“领选使”的金允植在保定、天津两地与众多清朝洋务派官员多次进行笔谈,特别是其中与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笔谈内容,绝大部分集中在朝美缔约和朝鲜开港两个问题上。而同年5月22日(农历四月初六),在清政府的居间协调下,朝、美两国在朝鲜的济物浦港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据此,不少研究都认为,金允植在天津与李鸿章的频繁会谈,对朝美缔约及朝鲜开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因为如此,在以往关于金允植天津领选活动的研究中,研究者对外交层面内容的关注,都远远超过了对留学活动本身的关注。

      就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首先,金允植在天津的所谓外交对谈,是否对其后的条约缔结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商榷。其次,因片面强调领选活动的外交属性而致忽略其留学活动的本质属性及意义,甚至认为领选活动只是朝鲜为开展秘密外交而采取的掩人耳目的手段,则更让人有一叶障目之感。事实上,将留学和外交作为金允植天津领选活动同等重要的两个方面来看待,才是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如果我们可以摆脱一种后见之明,跳出外交史先入为主的局限,重新回到历史,再审视一下天津领选的缘起、经过及其后续影响,对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了。

      对于天津领选的这段历史,当事人金允植为我们留下了十分详尽的记载。在以往研究中,学者较多利用的是他撰写的《阴晴史》和《天津谈草》两种资料。而2008年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出版的《燕行录选集补遗》中收录的燕行文献——《领选日记》,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可供参照的资料。《领选日记》虽然在内容上和《阴晴史》出入不大,但相对于《阴晴史》这样一个经过作者本人整理和后人再次整理的文本而言,《领选日记》是一份更为原始的日记手稿。③本文的论述,将以《领选日记》作为主体材料展开。

      一、对金允植天津领选的再认识

      1.天津领选的缘起与初衷

      一般认为,李朝朝鲜政府之所以组织这次领选活动的出发点有两个:一是为武备自强事寻策;二是以联美自保事咨清。④而这又都和朝鲜当时正面对西方要求其开港的压力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说1842年的《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闭关的终结和门户开放的标志,那么同样奉行锁国政策的李朝朝鲜受到西方叩关和要求开港的压力要稍晚一些。1866年和1871年,朝鲜经历了其历史上的两次“洋扰”,最后都以击退进犯取胜。⑤高宗亲政之后,原先大院君时期的锁国政策稍有松动。1875年,日本向朝鲜挑衅,爆发“江华岛事件”,第二年两国签订《朝日修好条约》,也称《江华条约》。经由此约,朝鲜事实上已向日本开放通商,但从观念上来说,朝鲜并不认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港。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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