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4-0129-07 澳门因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位置，而成为近代洋枪洋炮进入中国最为重要的通道之一。由于武器买卖管理的滞后，以及澳门的特殊地位，澳门军火更多地流向了民间，成为近代华南社会动乱的重要因素。清末华南地区的盗匪活动、反清革命运动以及地方性叛乱等都与澳门军火的输入有密切关系。清末澳门军火问题，反映了晚清社会控制遭遇着来自全球化的挑战，亦揭示着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背景。 一、清末华南社会动乱中的澳门军火 澳门在西方武器传入中国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明代佛郎机铳就是经澳门而传入的。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近代洋枪洋炮进入中国，而澳门以其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外贸易的独特位置，亦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与辐射作用。由于社会的特殊性，澳门也是枪炮流散的重要的基地。早在嘉庆年间，不仅船户可以在澳门向外国人购买炮位、火药等，“粤洋各帮盗船，炮位众多，显系盗犯假充船户，潜向夷人购买出洋”。[1](P179)进入清末，澳门又成为华南军火走私的主要基地之一。清末两广总督张人骏称：“寻常毛瑟、拗兰短枪值仅数元，购来资盗资匪值十余元、数十元不等，利市十倍，奸商设肆，倚澳门以为薮。”[2](P3233) 清末广东盗匪问题的加剧，与港澳近代枪炮的大量流入有密切关系。1904年，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于奏折中向朝廷反映：“粤东地处海滨，夙称多盗，自通商以后，轮船往来，外洋快枪购致便易，匪徒恃其利器，凶焰益张。”[3](P444)拱北海关报告也称，港澳地区的武器走私直接助长了广东的“盗风”，“曩由香港、澳门两处私贩军火至内地者，源源不绝，实繁有徒，以臻今日盗风猖獗，地方不靖”。[4](P211)相比于香港，澳门的军火更多流向民间，转入盗匪之手。1906年，广东水陆营务处兼缉捕总局在给九龙关税司的函件中说：“闻匪徒由澳购运军火较港尤甚。”[5]当时的报纸也指出：“澳门向为私运军火渊薮”。[6]有研究指出，尤其是在1907年英属香港答应协助广东地方政府查缉军火走私后，澳门就成为军火走私的主要中转基地。当时澳门的军火商店可以向当局申请军火执照，许多军火走私者即通过澳门的军火商店在澳门合法购买，再运入国内，以牟暴利。澳门的一些奸商钻了清政府禁止民间私购军火的空子，将军火贩运入澳，再走私内地。[71](31)据外国报纸估计，10年间，通过澳门向内地走私的枪械达50万枝以上。这些枪支中仅有少数为革命党人所购得，绝大部分落入盗匪之手。[8]1907年，香港当局协助清政府制定查禁军火办法五条，其中就有“澳门来往商务暂行停止”的内容，[9]将中断港澳商务作为查禁军火的办法之一，意在阻止军火经由澳门走私进入内地。 澳门有着宽松自由的军火买卖环境。在《澳门宪报》上，亦常常见到葡澳当局招标采买武器弹药和发卖枪弹的告示，如1886年11月23日“大西洋澳门公物会”告示：“招人承办六口连小枪三百五十枝，以为巡捕并所用，……所有每票均要交出六口连小枪一枝，为办其票，即于是日一点钟在公物会大宪面前当堂开拆，须看各票谁更有裨于公物会，并其价相宜者，方准承办”[10](P149)。1870年“大西洋总管都司副理澳门军器局事务美”告示出卖枪码子，“在白鸽巢军器局将马地尼(Martini)、亨尼(Henry)、荣睹时打(Winchester)、哥卢(Colt)四种快枪对面笑配用之码子三千五百七十，一一单枚出卖，价高者得。惟只领有准做军火生意牌照之人，亲身携牌照呈验，方准出价投买，其买得者并须立刻用香港或澳门银行银纸交价。”[10](P472)因欠债而变卖船只时，其所配有的军火往往也一同发卖。如1893年7月29日“华政衙门”通知，因陈端高控告业主王龙田即王福欠银一案，“在附近船政厅海边所抛之三枝桅铜底头猛(Tao-mang)新绍昌并永贞利船上，将该二船及缆、三板、炮火、枪械暨各什物等件，概行出投发卖。”[10](P220)清末时人就称：“澳门一处，贩运军火，向无禁令，该处中国海关，每遇有搜查军火，无论外轮、华轮及渔船等，亦皆在查办之例，惟因海权纠葛之故，匪特轮船难以稽查，即应由海关编管之渔船，亦每恃澳界为逋逃薮，致海关查察管理所不及，实于中外治安，均有妨碍。”[11](P157) 广东盗匪与澳门又有着特殊关系。据称，清末香山著名沙匪林瓜四卖咸鱼出身，未落草之前常往澳门买咸鱼。为盗后，主要在沙田区向各围口勒收行水，“在澳门开平馆，各围须向平馆文行水”。[12](P4)清政府清乡中，林瓜四多次躲往澳门，1904年在澳门被获。林瓜四的弟弟林瓜五也是从澳门回内地，因身怀洋枪，而被海关拿获解案。[13]每当清政府清乡，一些著名的盗匪都会躲避港澳。1900年两广总督的清乡告示称：“半年以来，各属拿获正法不下数百余名，著要各匪闻已多赴港澳，戢影潜踪。”[14]这些特殊背景，也是澳门军火流入盗匪之手的重要原因。因而，澳门军火对广东盗匪影响很大。在珠三角地区，尤其是近澳门沿海地带，盗匪多有先进武器。1901年有报纸消息说：“广州府属各县滨海之处，绿林豪客往往勒索不遂掳掠随之，其中匪类之多以香山县境恭谷二部及蜘蛛洲为最，……跳刀拍张，声势汹汹”，“大宪特派营勇前往剿办，若辈竟敢纠党数千人恣行抗拒，附近各乡练勇闻警而至，匪党枪若连珠”，鏖战至半日之久，当场夺获快枪十五杆，匪艇四号。[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