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发掘以及研究视野的拓展，清代监狱史的研究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而关于晚清狱制转型研究的成果，则显得尤为丰硕。①然而，学人每每论及晚清狱制转型时，或曰为国际监狱改良潮流所趋，或曰为废除领事裁判权的压力使然，②大致皆谓受外来影响而成。晚清狱制转型是否全为外来影响的产物？中国固有的本土资源是否在此过程中起过作用？本文拟通过梳理国内学界尚乏人关注的清代自新所的初创、演变及其在晚清的发展状况，③探讨晚清狱制转型中的本土性资源问题。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初创时立意甚善 日本学者夫马进据《乐善录》一书，认为自新所创设于光绪五年(1879)。④其实自新所系乾隆十年(1745)苏州府吴、长洲、元和三县首创。对此，时任江苏按察使的翁藻在上奏中曾提及： 前据苏郡长、元、吴三县议详，建屋十余间，环以垣墙，名曰自新所，各将犯过一二次及无嫡属可交之旧贼，拘系于内。……试行以来，已逾三载，虽宵小未绝于境内，而失窃较减于从前。⑤ 从翁藻奏折中约略可知，自新所的创设缘起于当地严重的窃盗再犯问题，但此则材料并没有提供该所建立更为详细的背景。结合清朝律文以及江苏另一位按察使(乾隆五年一六年)陈宏谋的有关言论，或可对自新所的初创过程作一勾勒。 对于窃盗问题，早在顺治三年(1646)，清律即作出较为详细的规定： 凡窃盗已行而不得财，笞五十，免刺。但得财(不论分赃、不分赃)，以一主为重，并赃论罪。……初犯，并于右小臂膊上刺窃盗二字。再犯，刺左小臂膊。三犯者，绞(监候)，以曾经刺字为坐。⑥ 据此律，窃盗犯一般附加刺字之刑，而刺字位置的不同是判定初犯还是再犯的依据。“一主为重”和“计赃论罪”则为惩处窃盗的基本原则。至于计赃定罪具体标准，康熙十一年(1672)修订的律文又作出较为详尽的规定，赃数在50两以下者，处以杖刑；在50两至120两之间者，则于杖刑之外另加徒流等刑；120两以上或三犯者，绞监候。⑦ 修订后的律文对窃盗问题的规定看似周详严密，然而实行起来却有轻重失衡之弊，正如陈宏谋所言： 窃盗之律，计赃定罪，虽在五十两以下，罪止于杖，数案并发又以一主为重，未免法轻易犯。即有偶然失志之徒，事犯之后或萌悔心，而窃盗二字显刺面旁，⑧明列招牌，乡邻不齿，佣工手艺人咸畏惧，谋食已自艰难，加之破案之后即为坊捕鱼肉，索取例规。虽欲改弦，终难迁善，因而成为积匪。⑨ 对初犯到官而数案并发者，只以一主为重计赃定罪，处置失之于轻，对窃犯缺乏应有的惩戒力；而对偶然初犯之徒，即刺字于面，处置又失之于重，无疑断其自新之路，因此在陈氏看来，这种畸轻畸重的法律往往是导致窃盗初犯流为再犯的重要原因。初犯之贼或“尚有悔心而易于约束”，而对“一息尚存惟偷窃是计”的再犯，则如何处置呢？前揭律文并没有对再犯作出特别规定，实际仍与初犯同科。对此，乾隆五年云南巡抚张允随曾提出异议，认为：“窃盗初犯或因一念之差，或由一时被诱，误蹈匪僻，情犹可矜。若至再犯，是刺字、追赃之后并无改邪归正之心，及被获到官按律科罪，仍与初犯无殊，诚恐莠民罔知畏惧，渐至三犯，不免缳首之惨。” 由此可见，清朝窃盗律文存在重大缺陷：首先关于初犯的规定即有畸轻畸重之弊，易致初犯流为再犯；而对较初犯为重的再犯，清律又无特别规定，实际仍与初犯同科，无法令再犯有所警惧，不免渐罹三犯拟绞之罪。 正因清律缺乏加重处置窃盗再犯的统一规定，进而导致全国各地对此做法各不相同。前述云南巡抚张允随主张“嗣后窃盗再犯若罪以至杖罪，递加二等；徒罪以至流罪，本罪已重，递加一等，至于充军而止”，⑩冀对窃盗再犯加等惩处，达到刑期无刑的效果。与此相异，江苏则诉诸亲邻具保、定期报到和枷铃充警(11)三者相结合的方式，冀对窃盗再犯形成某种规约，具体做法为： 刺字发落之后，惟有仍照前例，钉戴枷铃充警，朔望赴官点卯，倘有亲族乡邻愿保者，仍准保回，免带枷铃。遇有事犯，即将乡邻亲族查处。乡邻亲族预先报官，免其坐罪。有愿雇佣手艺者，亦准令乡邻亲族公保，事犯不复干累。(12) 江苏省的做法相较云南巡抚的主张显得仁慈。然而，这种做法也只能管束一时，并不能防范于久远。它无法从根本上治理因贫为盗的问题。陈宏谋认为，若不替行窃者考虑谋生之道，其最终还将复犯。因此他提出将再犯之贼分派各处，作看守栅栏、(13)打更之用，以谋得生计。陈氏认为如此安置“可使各有执业，又使其有所羁縻，或不至于行窃”。但若打更、看栅无需人手，当如何处置？何况此措施并不能有效拘束窃犯。此种困境激逼陈宏谋进一步提出： 各州县于头门内外左近地方，寻觅闲房数间，作为羁候所，将此等积贼拘束在内，拨役看守，每名捐给食米，令其手艺工作，晚间加谨锁闭。(14) 可见，早在陈氏司臬吴门期间，实际已设计出专羁积贼并“令其手艺工作”的固定场所——羁候所。这虽在当时尚属积贼无业可谋时的权宜之策，亦未加以推广，但却为此后自新所的创设提供了某种经验和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