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质疑和反思近代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运动的论著层出不穷，例如刘禾《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陈平原、陈国球主编《文学史》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周宁《“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周宁编著《世界之中国：域外中国形象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摩罗《国民性批判”是否可以终结》（《中华读书报》2008年10月8日第14版）、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收获》2000年第2期）等。在此基础上，《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7期发表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贺仲明的文章《国民性批判：一个文化的谎言》（以下简称“贺文”）。尽管批判和质疑几成热潮，但是像这样激烈地全盘否定国民性批判的文章，却让人很难不特别加以关注。 结论从何而来 国民性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的“近代”是从1840年至1949年，下同），中外学者对此作了大量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基本上已达成共识，即把改造国民性的运动看作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要想质疑和推翻这一定论，当然需要提出充分的史实作为依据。然而贺文仅有的三处“参考文献”，没有一项是历史资料，都只是为了加强自己的论点而引述的结论性话语，其中有一条是本人自引。文章表明作者并没有对其所论述的问题作相应研究，就得出了一些未经论证的结论。“论从史出”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只要是谈论历史问题，就都要遵循这个原则。因此贺文得出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 文章断言：“所谓‘国民性批判’，不过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臆造出来的一个文化谎言，既缺乏历史的合理性，也不符合逻辑，值得深入追问和反思。”首先需要明确，“现代知识分子”具体是什么时候的和什么身份的——是当时改造国民性运动的参与者，还是后来的研究者、评价者？是知识分子的全体，还是部分？如果是部分的话。又是哪一部分？具体何人，如何论述？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一谎言，以及如何制造等等。其次，这个“文化谎言”如何不符合逻辑，如何缺乏历史的合理性，作者也没有充分的历史说明，更没有解释他用以作为参照系的究竟是什么逻辑。这些重要前提都没有交代，让人无法理解贺文这一否定性的结论究竟从何而来。 改造国民性运动的源流及起因 贺文说：“反思‘国民性批判’，首先需要从其源头——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谈起。虽然国民性批判思想萌芽于清末，但是真正成为中国的主导思想还是在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辛亥革命失败后，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思想革命才是启蒙和发动民众最深刻、最合适的方式。于是，在知识界，就有了对辛亥革命的批判性放弃和对国民性批判的大力提倡，思想启蒙也才成为时代中心话语——换句话说，正是辛亥革命的失败才衬托出了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合理性，凸显了它的超越和进步。” 令人困惑的是，既然贺文在开首已断言国民性批判“缺乏历史的合理性，也不符合逻辑”，而紧接着又承认它具有“合理性”，岂非自相矛盾？ 如果说这只是表述不清的话，那还可以忽略不究。问题是在这个论断中，贺文明显把源头搞错了。清末的思想并非只是“萌芽”，而是真正的源头。对于这个真正的源头，我们需要作较详细的介绍。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离虎口，流亡于日本。一方面客观条件不允许他继续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变法失败的教训使他认识到，政治改革需要广大民众的支持，而国民素质恰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今后应该走自下而上的路，从教育人民做起。非常巧的是，在日本他受到日本思想家福泽渝吉、中村正直等人思想的强烈影响，由此信念更坚定。据郑匡民著《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介绍，福泽渝吉认为国民素质之高低，与其政治之良恶有直接的关系，从而提出改造日本国民性的思想和具体方案。日本另一位启蒙思想家中村正直通过翻译西方进步思想家的著作，宣传改造人民性质的主张。当时不少日本学者强调，维新的真正意义应是“人民之一新”。只有人民之一新，才有政体之一新。明治思想启蒙运动就是在这种思想推动下掀起的，将改变日本国民的道德品格作为促进现代化的基本工作。据一些学者的分析，福泽渝吉的《劝学篇》就是一部日本的《新民说》。在自身体验和日本思想家的直接影响下，梁启超开始了造就新一代国民的思想启蒙运动，为此专门创办《新民丛报》，在“创刊词”中热情洋溢地疾呼：“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历时三年（1902年2月至1905年12月）连续发表不朽名著《新民说》 （此前曾写作《新民议》，不如《新民说》全面），同时也发表其他知识分子介绍进步思想的文章。梁启超等人的宣传声势浩大，不仅直接作用于当时社会，而且为今后的思想启蒙运动打下了基础。在与“新民”运动几乎同时的立宪运动中，梁启超向国民大力宣传民主思想、介绍宪政知识，将国民教育引向民主建设的轨道。 台湾学者黄克武说：“《新民说》在问世之后就深受读者欢迎，可以说是中国新知识分子必读的一篇东西。因此此文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1]日本学者狭间直树赞誉梁启超是“文明的掌舵人”，说“梁启超的《新民说》是近代中国的国民精神形成史上闪耀着光辉的重要篇章。”[2] 梁启超的《新民说》和其他著作在青年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个新世界与中国现实的强烈对比极大地震撼着中国人的心灵。正像胡适所说的，《新民说》使他了解中国是一个老大的病夫民族，使他认识到在中国之外还有更高等的民族和高等的文化。他进而认为，梁启超的这一思想为中国思想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从此，追求新文化，改造旧文化成为许多青年的理想。张君劢26岁时读了《新民说》，对之佩服不已，认为《新民说》是改造国民脑子的无上良药。毛泽东对梁启超的文章爱不释手，有些可以背下来，还把自己组织的团体命名为“新民学会”。陈独秀大力提倡一切新事物：新心血、新人格、新国家、新家庭、新民族；批判中国人的一些坏品质，如“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只知道天命，不知道尽人力”；批评中国人苟且偷生等等，[3]其言论和思路与梁启超的几乎相同。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基本是学梁启超的《新民说》和《少年中国说》而成。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喜欢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清议报》、《新小说》等报刊，还寄给在国内的兄弟。鲁迅经常与挚友许寿棠讨论“中国国民性缺点”和“病根”问题，更通过作品深刻剖析国民缺点尤其奴隶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