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有史以来一场奇特的对外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对英方的无知与英方对中国的熟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不过，本文想问的是，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格局？是清军将领过于无能，还是英军主帅表现神勇？笔者在读史过程中发现，双方主帅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反差，恐怕与他们各自对待翻译问题的态度有关。那么，英方在对待翻译问题上到底与中方有什么差异，为什么会有此差异，这些差异又有什么后果？本文拟以英方首席翻译官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为个案，对鸦片战争期间的翻译政治作一初步分析①。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谓“翻译的政治”有两层意思：第一，指作为英方首席翻译的马儒翰与鸦片战争的关系；第二，指马儒翰的语言、文本翻译与鸦片战争的关系。 一 在19世纪以前，英语是一种地方用语，在国际上尚无政治地位。即使19世纪上半期，法语仍然较英语更为通用。在这种情况下，与之相隔万里的清政府，自然没有培养英语人才的必要。为了与欧洲打交道，他们只是设置了拉丁语和俄语专业。当然，反过来，英国对汉语的态度亦是如此。乾隆五十七年（1792），马嘎尔尼使团准备来华，寻遍了英国、瑞典和葡萄牙的里思本，都没能找到一名翻译人员。最后不得已，在意大利聘请了两个华人传教士，但是他们却只懂拉丁文而不懂英文②。这说明在19世纪以前，英国人对中文的掌握也极为有限，在与清政府的交涉中并没有语言优势。然而，中英之间相互隔膜的“平衡状态”，很快被传教士马礼逊打破了。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英国伦敦传教会传教士，1807年来华传播基督福音。为了胜任传教工作，他在来华前后苦学中文，短短几年便能口说笔写。来华后不久，为了取得合法留居资格和提高经济收入，他加入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获得了大量语言实践以及观察中国政治、人情的机会。与此同时，这份兼职还让他与英国政府建立了联系。1830年左右，当马礼逊因种种原因与伦敦传教会疏远后，便开始与政府正式合作。1834年7月，英国任命马礼逊为驻华商务监督中文秘书兼译员③。就这样，本为传播福音而来的传教士，最终却成了英国政府驻华商馆的一员。马礼逊精通中国语言和政治，他的加入大大提高英政府的对华了解水平。从此，中英之间的“隔膜平衡”被打破了。 马礼逊任职不久就因病去世，但这并未中断英政府对华的语言优势。因为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又被请来继任中文秘书。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是马礼逊的长子，1814年（嘉庆十九年）4月生于澳门，1822年返回英国上学，1827年再度来华，旋即转往马六甲学习中文。1830年，东印度公司的英国商人急需翻译，督促马礼逊邀其子到广州工作。不久，马儒翰应邀来到广州，为英国商人做翻译。在此期间，他的中文知识得到了实践机会，并于1833年编纂出版《中国贸易指南》（Chinese Commercial Guide）一书④。他甚至还准备编纂一部中国官员名录⑤。 英国驻华监督虽然屡屡易人，但每任监督都很重视马儒翰。尤其是1836年上任的义律（Charles Elliot），对马儒翰尤为器重。1840年2月，义律致信英国外相说：“所附信件是我的朋友兼中文秘书马儒翰先生亲自抄写的，他在有关中国事务方面一向是可以依赖和磋商的官员。在我的机构中，没有其他的人对这些信件中的问题具有任何知识。”⑥ 由此可以想见，义律对马儒翰是多么信任。而马儒翰的加盟，也确实令英方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不必再为语言发愁。而且，凭借对中国政治的了解，马儒翰还可以为义律出谋划策。那么，此时的广东当局情况又如何呢？ 广东当局对英国方面的了解，随着1839年林则徐到达广州，有一定程度的改观。林则徐南下时，从京城四夷馆带了一名英语翻译，抵达广州后又招进梁进德、林阿舍（亚林）等人，组成一个语言班子，专门负责搜集和翻译英方资料。这几个人，或随传教士学习多年，或留学美国，属于中国人中英语水平较好的人⑦。清军前线主帅如果能充分借助其才能，对敌人的了解恐不致有太大偏差。然而事实上，由于梁进德等人与传教士关系密切，林则徐根本不敢信赖他们。从现有资料来看，林则徐很少将重要消息透露给他们，更不会与他们商讨御敌之道。这些译员的任务，就是翻译西书西报。如有重要文件，林则徐还会再请人翻译一份，以资对证。这种用而又疑的态度，与英方义律与马儒翰的融洽，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 林则徐不相信梁进德等，但还是采取了“疑而且用”的态度。而继任的琦善，则一律将林氏译员遣散了。他在与英方沟通时，倚靠的是一个叫鲍鹏的通事。鲍鹏与广东洋商关系密切，本来也属“汉奸”一类，却不知何故，莫名其妙受到琦善信任，几乎包办了琦善与英方的所有联络。然而，鲍鹏的英语多为从生意场上学来，无法与马儒翰相提并论。这样一来，中方在翻译人员配备上，自然“逊色”了不止一个等次。而及琦善获罪后，耆英、伊里布等人为避免像前任一样被指责为“滥用汉奸”⑧，则干脆一个翻译也不用。他们给皇帝的解释是：“该夷马礼逊、罗布旦、郭世利均通晓汉文，兼习汉语，勿须通事传话，反致隔阂。”⑨ 至此，中方在翻译配备上已与英方无法相提并论了。 就这样，马儒翰莫名其妙地成了双方的“居中翻译”。然而，作为英国公民的马儒翰，真的能秉公“居中”吗？ 二 马儒翰和他的父亲不太一样。其父马礼逊服务于广州商馆时，仍保留了自己的传教工作。他仅仅将翻译当作一项迫不得已的兼职。在精神上，马礼逊一直保持着传教独立性，并对鸦片贸易表示过愤慨。而马儒翰则好像没有其父的原则立场。他在对华交涉问题上，与英国商人和官员基本未发生异议。他更愿意将自己当作一个英国公民，为祖国贡献一切。这是他加入英国政府的思想基础，也是他为政府服务的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