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艳国,男,1964年生,湖北仙桃人,历史学博士、博士后,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 南昌,330077;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9。

原文出处:
江汉论坛

内容提要:

在近代中国,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严重的冲击和挑战。严峻的社会现实,引起中国传统士大夫深刻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在古今新旧中西的历史交汇点上,张之洞表现出对中国文化强烈的自信。在他看来,以“三纲五常”和“仁爱”、“忠义”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值得发扬的优秀文化;同时,他也不排斥西方文化,认为在坚持“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的前提下,吸收西方文化也是可行的,西方文化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有益补充。张之洞的这种中国文化自信论建立在他独特的儒学修养和长期的地方宦海经历上,是他个人特殊的经历、对中国文化深厚的情感在特定历史背景的一种文化写照和诉求,也是对古今新旧中西文化矛盾的一种积极回应。张之洞面对中西文化冲突碰撞,对中国文化充满自信,试图寻找一条会通中西文化的有效途径,从而解决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与困境。我们在评价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时,不应对它进行简单的否定和肯定,而是要走进当时的历史情景中进行同情与理解式的解读。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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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1-0081-010

      一、引言

      在近代中国,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送来的不仅是近代机器工业生产的商品,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文化。在这个时代,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挑战。中国传统士大夫处在古今新旧中西的历史交汇结点上,被迫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并提出不少调和中西文化对立冲突的方案。清末重臣张之洞通过《劝学篇》提出“中体西用”的思想,在回应近代中西文化碰撞冲突上最具代表性。

      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思想研究已经有很多。学者们大多从阶级分析的角度、中国近代历史整体发展的角度和近代化的角度立论,探讨“中体西用”的内涵、性质、影响等等,多有收益①。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视角有异,因此,在对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的理解上存在着不同看法。大体说来,学术界对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的评价有三种观点:一种是彻底的否定,一部分学者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出发,把张之洞定性为地主阶级的代表,认为张之洞的文化观点代表了地主阶级保守派的政治观点和立场,进而否定其中国文化自信的积极意义;一种是在否定中也有肯定,有学者认为,尽管张之洞“中体西用”文化观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其主要目的和倾向应该否定,但其中的中国文化自信论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②;一种是肯定其中的积极因素,有论者把张之洞的文化观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里,充分肯定其积极意义③。这些学者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奠定了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对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内涵及其成因的探讨,进一步揭示近代中国传统士大夫在中西文化冲突过程中的艰难抉择,进一步审视其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二、信而不疑:“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

      任何历史的思想,总是历史时代的思想,总是以个人对时代的理解为基础,总是个人的社会实践和人生经历的一种反映。张之洞的中国文化自信论是建立在他独特的儒学修养和长期的地方宦海经历之上的。张之洞作为忠实的儒门弟子,无法逃离封建纲常名教的窠臼;他作为清末重臣,经营地方数十年,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感受最为直接,对西方文化的体验最为深刻,这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文化有一定的认同。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中国传统文化何去何从,这成为包括张之洞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要探求的时代性课题。张之洞身处这样的环境,不能不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充分反映了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政治态度。其中,张之洞就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其中的地位做了明确的阐述。张之洞阐述的中国文化自信论反映了深刻的思想内涵。

      首先,张之洞所自信的中国文化是有特定内涵的,它只是包括张之洞所尊崇的儒家文化。即便是儒家文化,他对今古文经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

      张之洞对儒家文化推崇备至。在他看来,孔门之学是尽善尽美的,他说:“孔门之学,博文而约礼,温故而知新,参天而尽物。孔门之政,尊尊而亲亲,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备武,因时而制宜。孔子集千圣,等百王,参天地,赞化育,岂迂陋无用之老儒,如盗跖所讥、墨翟所非者哉?”④ 同时,他还指出中国几千年来的发展,就是因为历朝统治者崇尚儒术的结果。他说:“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宗尚儒术,以教为政。我朝列圣尤尊孔、孟、程、朱,屏黜异端,纂述经义,以躬行实践者教天下,故凡有血气,咸知尊亲。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⑤ 在他看来,古今中外,政教相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中国只有宣扬并遵行儒术,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

      那么,张之洞所宣扬的儒家文化具体的内涵是什么呢?在文化典籍上,他把《论语》、《孟子》作为群经之首。他认为:“窃惟诸经之义,其有迂曲难通、纷歧莫定者,当以《论语》、《孟子》折衷之。《论》、一《孟》文约意显,又群经之权衡矣。”⑥ 显然,在张之洞那里,他把《论语》和《孟子》作为衡量其他文化典籍的重要尺度。在思想内容上,张之洞恪守“三纲五常”和“仁爱”、“忠义”精神。他指出:“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⑦ 他针对清朝内外交困的局面,提出:“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⑧ 显然,张之洞所推崇的中国文化有严格的范围限制,是有所取舍的。

      张之洞对其他非儒家的文化典籍和思想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其他各家是有明显缺点的。他指出:“衰周之季,道术分裂,诸子蜂起,判为九流十家。惟其意在偏胜,故析理尤精,而述情尤显。其中理之言,往往足以补经义、应事变,然皆有钓名侥利之心。故诡僻横恣,不合于大道者亦多矣。”⑨ 在他眼里,只有儒家才最为正确,而其他各家的精要思想都被儒家思想所包含,而其中的糟粕已经被圣人所剔除。他说:“盖圣人之道,大而能博,因材因时,言非一端,而要归于中正。故九流之精,皆圣学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圣学之所黜也。”⑩ 当然,对于其他各家,他并不是不让人去读,而是主张要有权衡取舍地读。他说:“今欲通知学术流别,增益才智,针起喑聋跛躄之陋儒,未尝不可兼读诸子。然当以经义权衡而节取之。”(11) 可见,对张之洞而言,儒家与其他各家之间的主从关系是相当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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