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6；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0）04－0122－06 清末民初，教育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政府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模仿、引进和吸收外来文化教育制度的一项重要举措。“照常理判断，两个不同背景的文化相遇时，往往是敌视的”①，而且清末废科举、兴新学的这一文化改革举措属于一种强制性社会变迁，其力度之大、速度之快，是长久闭塞于乡间的大多数百姓一时难以接受的。于是在兴学过程中，民众往往对“新制”持敌视和怀疑的态度。山西新学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也如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面临一个困境即民众对新学的抗拒与冲突，其主要表象是民众对新学的敌视与诋毁、抵制与争夺、观望与漠视，有时甚至引发重案和毁学。 一、敌视与诋毁 千余年来的科举取士教育制度不但支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动，而且还影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人们对科举制度的特殊情感久已积淀成为科举情节。新学教育的推行，使既得利益阶层和一般顽固乡民对学校持有敌视心理。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一个月后，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国家取士以通洋务、西学者为超特之科，而孔孟之学不闻郑重焉。凡有通洋务、晓西学之人，即破格擢用，天下之士莫不舍孔孟而向洋学，士风日下，伊于胡底耶？”② 光绪三十一年（1905）9月2日，清廷诏令科举考试废止。11日，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出洋留学者纷纷，毕业而归即授职为官，其学孔孟之道并一切词章家，俱指为顽固党，屏之黜之。近又停止乡、会、小考等试，世道亦可见矣”。10月17日，他又记：“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③。刘大鹏是旧学利益的既得者，其认识代表了当时山西一般旧学士子的思想水平及对新学教育的看法。 一些抱残守缺的民众，出于利益、观念或其他原因，公然对新学教育进行诋毁。他们认为，四书五经才是圣人书，要读书就得读这种，这些才是升官食禄的正途；新式学校其实就是洋学，什么游戏课、体育课就是让野孩子乱叫乱跳，书本里的小动物会说话，都是骗人的把戏；学者来自田间却不能归于田间，更不为乡间所赏识，等等。这些都成为守旧乡民们攻击的靶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洪桐县高等小学堂由玉峰书院改设，当年录取新生30名，定为正课生，每月补贴膏火费1500文。待遇相当优异，却招来一片负面的社会舆论：“有的说，入了学堂，是随教会了；有的说，入了学堂还要留洋外国；有的说，入了新学，必须剃发改装；有的说，当了洋学生，还要说外国话。等等”。④洪桐县在山西属于文化教育发达地区，其民众尚且如此认识，其他地区更可想而知。 至1919年，兴学已10余年，山西灵石县重修文庙公然与新学作对，称：“方今异说争吟，独能修宫作泮是务，则洋墨息而孔道著，经正民兴在此役也。”⑤ 同年沁源县也重修文庙，王之卿作记，视新学难以延圣教而保种、保国，云： 沁源圣庙再四迁徙，今日山基冲击崩陷矣，内外殿庑渗漏、倾斜矣。倘若风雨飘摇即不堪妥神明而昭祀典。设厅堂廊之腐败，又将无以系国脉而培人心……神庙渐归于乌有，则圣教必沦为子虚。吾县皇子孙何所持而保种、保国以绵延世界而不蹈衰微乎？⑥ 清末民初，因新学教育经费短缺，山西各县常截留地方迎神赛会的款项，或将寺庙改做学堂。对于民众而言，这是对民间传统信仰的一种迫害，引起了他们的反感。五台地区有民谣讽刺阎锡山兴学校：“初三、十三、二十三，河边出了个阎锡山。阎锡山，灰拾翻，剃了辫子留了洋，扳了神庙立学堂”⑦。介休也有类似的民谣：“阎锡山，胡拾翻，搬倒神像立学堂，老天爷怪罪谁承担？”⑧ 二、争夺与抵制 清末民初，山西社会整体十分贫困。自丁戊奇荒以来，山西的经济就一蹶不振。尤其是进入20世纪，山西商业渐渐走向衰落⑨，商民失业者纷纷。至民国，山西虽曾一度成为全国的模范省，但民众生活状况并没有明显好转。山西民众的贫困是有目共睹的，“食物滋养不充分，三十年来尤甚”⑩。山西作家西戎在《我是山里娃——忆童年、少年时代》一文中说，他生于山西蒲城县东50里的一个小村庄，全村共28户人家，能够一年四季不断炊的人家，顶多有七八家。儿时就听流传这样一首民谣：“石山土盖头，河水向西流，家无隔年粟，清官不久留。”(11) 据统计，1933年，山西农村中，借债户占61％，借粮户占到40％。(12) 据1935年中央农业试验研究所统计，山西农家将近有一半以上的农家在负债度日，而且比全国的平均状况还要糟糕。(13) 1935年国民政府的报告中也承认：“年来山西农村经济整个破产，自耕农沦为半自耕农，以至十村九屯，十家九穷。”(14) “仓廪实而知礼节”，经济贫困必然导致生源的匮乏。在私塾未完全被取缔之前，它与新式学堂这两种功能十分相近的教育组织互相争夺生源的现象难以避免。私塾对教育资源的争夺，一定程度上是对新式学堂的抵制，这成为新式学堂发展的一个莫大的阻力。永济县就曾出现过这样的事例： 光绪二十八年（1902）北陶村何家，聘请永宁村庠生陈兆凤（字毓占）先生到何家办私塾，专教何家两个孩子何韩、继韩。陈先生带来他的孩子和何家孩子共3个学生。不久，村中小学慕陈先生的声望，也把小学全部合并到何家私塾。学生最多达40多人，到民国七年（1918年）村中又恢复了国民学校。大部分学生又回原校，直到民国十八年（1929）陈先生病逝，堡里侯彩荆先生接替了陈先生，过了一段时间，停办了私塾，学生一律合并到村中国民学校。(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