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初进步党的立党理论及分裂的思想根源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忠纯,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陈忠纯,男,福建南安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历史学博士。

原文出处: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政治对抗力”论与“开明专制”论是民初进步党的两种基本的政治思想主张。梁启超等人提出“政治对抗力”说作为立宪派系联合成进步党的立党理论,反映了立宪派人士建设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而“开明专制”论则是进步党联袁排国民党的理论依据,属于现实的政治路线。但是,这种政治主张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冲突。“二次革命”后,政见和思想的分歧,使进步党分裂成“内阁派”与“国会派”,这两种政治思想成为各自的立论基础。此后,“开明专制”说被进步党人士摒弃,“政治对抗力”则在反袁护国运动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梁启超等人继续参与政治的理论基础。“政治对抗力”说与“开明专制”论的此起彼伏,折射出民初知识分子探索建设共和之路的曲折历程。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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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0)02-0086-08

      民国肇建,各个政治派别围绕建设全新的民主共和国家的政治构想,吸纳同仁,组建政党。旧立宪派因在前清反对革命,参政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处境尴尬。为此,梁启超以“只求政体,不问国体”论进行诠释,为清末反对革命的历史辩护,并提出了“政治对抗力”说,作为旧立宪派联合组成政党的理论依据。但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梁启超背离了“政治对抗力”的思想,重提“开明专制”论,以联合袁世凯对抗国民党。而认同专制的“开明专制”论与防范专制的“政治对抗力”说之间实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政治理论上的矛盾,最终造成二次革命后进步党政治思想的混乱和分裂。

      学界对进步党的发展轨迹虽有研究,但对其立党理论的研究仍较薄弱,多掺杂于梁启超等人的政治思想研究之中,难以窥其真相。本文集中考察进步党系① 核心刊物《庸言》的政治思想,从立党理论与斗争策略的角度,分析梁启超提出“政治对抗力”论与“开明专制”论的背景与目的,探讨二者存在的内在冲突及其对现实政治的影响。

      一、“政治对抗力”说与“开明专制”论:《庸言》的立论基础及其内在矛盾

      民国成立后,旧立宪派因辛亥前曾反对革命运动,遭到革命派的排斥,“不许其容啄于政治”。不少旧立宪派人士自认君主立宪主张失败,无力驳斥革命派的攻击,思想上彷徨失据,处境尴尬。② 甩掉“反对革命”的包袱,确立旧立宪派参政的政治合法性已是当务之急。1912年底,梁启超回国,遭到国民党报纸的冷嘲热讽,更坚定他与革命派对抗的决心,他认为若自认先前立宪“主张失败”,屈从革命主张,舍己从人,“近于贬节”。为此,梁启超发表演说,阐释旧立宪派人士的政治立场:“立宪派人不争国体,而争政体,其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于政体则求贯彻将来之理想。”他申言,立宪派人士前此不支持革命,不是反对民主共和,而是担心革命造成极大破坏。并且,“吾侪前此所忧革命后种种险象,其不幸而言中者,十而八九,事实章章,在人耳目,又宁能为讳”,直指国人对革命后一年间出现种种乱象的不解与担忧。这样,梁氏既为旧立宪派“不革命”的历史辩解,也表达了“拥护共和国体,实行立宪政体”的态度。[1]“不争国体,而争政体”的思路,成为梁氏及旧立宪派接受共和国体的理论依据,也确立构建理想立宪政体的参政目标。后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梁启超表示“吾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担心变更国体会引发暴力斗争。可见,梁启超“不争国体,而争政体”这一思路,延续了自前清以来一贯的改良主义路线。

      对于梁启超来说,归国后一样,紧要任务即联合旧立宪派势力,在政治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梁启超同大多数政治家一样,借鉴欧美先进立宪政治国家的政党体制,视“两党制”为最优选择。他不仅对旧立宪派,对国民党也表达过两党制的主张。[2]在他看来,一国之中,必有代表急进与稳健的不同政治派别,旧立宪派代表温和稳健派的立场,是政治改革顺利进展的保证。但旧立宪派本身派别林立,组织涣散,诸势力间的分歧相当深刻,要实现统一,必须提出恰当的政治理论以统合各方势力。1913年1月,梁启超在《庸言》上提出了“政治对抗力”说。梁启超受自然科学中正负相互对抗依存原理的启发,他认为政治上的强有力者,若滥用权势,必引起民众的反抗,如同自然界的正负相克相存,这就是所谓政治上之“发动力”与“对抗力”相互制约。“政治对抗力”是与“政治发动力”相抗衡的政治力。政治由专制转为立宪,正是这两种力量往复争斗的结果。[3]梁启超认为,即使在立宪之国,若有雄才大略者或势力强大的党派,也往往怀有专制的思想,而“政治上之力而成为绝对的,则其政象,未有不归于专制者也”,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拿破仑就是典型的案例。因此,要避免专制政治的回潮,防止革命再度发生,必须有一种有力的对抗力与之相抗衡。强健实在的政治对抗力意义极大,是立宪政治最终确立的保证,而“强健正当之对抗力”的发生,有赖于国内“一部分上流人士”,以政治理想号召同志,不惧威逼利诱,敢于与强者的意志对抗,在与“拂我所信”者的政治斗争中最终形成。[4]梁启超指出政党的成立,正是“政治之对抗力”的直接体现。[5]“政治对抗力”说成为梁启超团结旧立宪党派组成强有力政党的理论依据。梁氏归国后,在本党派举办的欢迎会的演说辞中,表露过类似思想。如在对共和党的演说中提到,该党职责在于集合稳健分子,舍破坏而图建设,“渐引国人入政治轨道,使寡人专制之现象,无自发生”。[6]对民主党则以法国革命中稳健派相互自残,终造成拿破仑专制之事警之。[7]

      在梁启超等人的积极活动下,旧立宪派于1913年5月正式联合成进步党,与国民党分庭抗礼。进步党成立的宣言书集中体现了梁启超的立党思想:称建党目的在于建立健全之政党,与官僚和乱暴势力对抗,使之不致“滥用其势力于轨道以外”,并依据“政治上渐进、急进;集治、分治等”,造成两大政党“对峙之象”。[8]在其他场合该党也表示将自处“稳健”、“温和”立场,推行“和平改革”,摒弃任何“推翻现状”之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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