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事就是指官员从事的公务活动。官员履行和完成公共职能后会得到法定或者已成惯例的收入，这就是职事收入。实任地方官员的职事收入主要由俸禄和额外收入组成，但候补文官获得俸禄则是有前提的。晚清地方候补文官的职事收入少而不稳定，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候补文官的极度贫困；当投机钻营，得到署缺或差使的机会时，巧取豪夺为常态，正所谓低薪难以养廉。朝廷内外深知此弊，惟积重难返，终清之时，均无济于事。学界关于晚清文官的收入、俸禄的问题已经有一些成果，但对候补官员俸禄与收入的专门研究阙如①。 一 地方候补文官是指试用期满，经过地方督抚的甄别，留省补用的官员；或者奉旨差遣到省委用的非实任官员；或者捐纳分发到地方补用的文官；或者经过保举，在地方省份补用的文官。候补文官一般通过署缺、差使两种形式从事各类事务。同治中兴以后，新旧事务大增，地方大吏差委牌示十分频繁，差委名目也众多。从事这类事务的官员，通常被称之为“委员”。 在传统时代，士人以读书、科考为本，一旦获得功名，即通籍为仕，从此非农非商也非工，终生“以官为生”。外官的俸禄由俸银和养廉银组成，俸银以品级为准，文职官一品一年的俸银为180两……从九品未入流31两有奇②。养廉银则以职位的重要程度和事务的繁简为依据，数量从几十两到几万两不等。从总体来看，清代的俸禄是非常低的，“官俸之薄，亘古未有”③，而且还常常由于减成发放、扣俸以及捐俸，到手的俸禄比额定的要少，还不考虑物价变动导致的单位购买力下降的因素。 对于地方候补文官来说，按照规定，在地方试用、候补期间，没有法定的俸禄。只有在署缺时，依据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俸禄，这一规定在清前期乾隆年间即已实施。试用、候补官员在署缺时期，官俸和养廉银的有无和多少，要视不同的情况而定，如户部议奏，“各省将试用、候补人员委署无员之缺者，照例准其支食俸银外，其暂行委署出差员缺者，嗣后概不准其另行支给”，至于养廉银，“其试用、候补暂行委署之员，无本任可支者，专支署任一半”④。也就是说，试用、候补人员如果署无人之缺，能够得到全额官俸和养廉银；试用、候补之员暂行委署，如“无本任可支者”，可支署任官员的一半养廉银，但无俸银。当然，署缺的候补官员与实缺的官员一样，还有大量的额外收入，如“火耗”、“陋规”等。 一些候补文官经过地方大员的差委，在地方局、所任职，这些职务当然也不是经制的实缺官，没有正式的俸禄。只是参照实任官员的俸禄标准，他们得到一些地方上的开支。这些开支是朝廷许可的，主要来自地方大员控制的厘金收入。难怪孙宝瑄说：“食厘金之利者，外官之候补者也；食捐纳之利者，京官之候补者也。”⑤ 候补文官如果在军营当差，按照规定，例支一定数量的俸银。如，随营文员道员月支34两，知府31.8两，同通、州县24.8两，佐杂16两。同治二年（1863），俸银有所增加，即道员月支100两，知府70两，同通、州县32两，六品以下佐杂18两⑥。而厘差一直被视为优差，有所谓“署一年州县缺，不及当一年厘局差”⑦ 之说。但是，仅仅从额定的月薪及其津贴看，各项候补人员的待遇并不是很高，它的正式薪水并不比一般的局、所多，他们的待遇一般按照官阶的高低而递减。“若在物价高涨时，甚可说是难于维持生活”。如，同治年间的江苏省，各局卡委员的待遇分为三等。江苏省总局（候补道）的待遇不详，候补知府级月薪为50两；同知、通判、知州和知县等级的月薪为36两，至于佐贰杂职等，则为24两。又如湖南省，各局卡专办、会办、帮办、襄办等委员的月薪为36000文至100000文，合银约为20到60两，稽查委员月薪为6000文到30000文不等，合银约3到16两不等。湖北沙市牙厘局委员月薪为50两。江西湖口总局委员月薪为50两，帮办委员为16两；文案委员为12两。山西各厘卡委员候补知府的月薪为36两，候补同知、直隶州为28两，候补通判、知县为20两，佐杂为12两。山东厘金总局总办一人，月薪为300两，会办一人，月薪100两，另有夫马费60两，文案48两，收支委员为46两，津贴银18两，收支与缉私委员月支24两，核对委员18两。但是，除正薪之外，各人皆另有一些收入。例如，总办委员可从公费内获取，委员、巡丁等可以摊分罚款。每遇年终及新年开放“恩关”时，各局卡皆得减价收税，此项收入大部分皆由局中人匀分。总计局中各人一年额外所得合法与非法收入，常超过薪金数倍和数十倍⑧。所以，厘金作为优差，主要在于其额外的收入多，而不是额定的多。任职新式局、所的候补官员的薪水，也依官阶而不同。如四川省的候补文官在局、所差委时，一般由候补道充任总办、会办，其月薪在100－300两不等。提调一般以候补知府、知州充任，月薪在50－100之间。委员以候补知县等充任，月薪为三四十两左右。如发审局的坐办为40两，正委为30两，副委有20两，学习的试用官员12两。采访通省中孝节义总局的总办，一般以候补道充任，月支银100两，会办50两，委员20到30两。通省厘金总局总办月薪200两，会办100两，提调50两，各所委员三四十两不等。通省防军营务处总办200两，提调50两，委员三四十两。省城保甲总局总办月薪100两，提调50两，正委30两。滇黔官运盐务总局总办300两，会办200两，委员四五十两。机器局总办200两，会办100两，提调50两。经征总局、清理财政局总办的月薪为300两⑨。从这些非经制的局、所看，候补文官都有固定的收入，以品级为依据，由地方发放月薪。以同级别的实任知县和“委员（候补知县）”作比较，知县年薪45两，养廉银从400－2259不等；局、所“委员”月薪以平均40两计算，年薪近500两。以额定的合法收入计算，在局、所任职的候补文官的平均年薪大概稍少于同级实缺文官的年薪。 候补人员任临时短差时，更没有法定收入，只是地方官员送给他们一些车马费和“程仪”。“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今则月支数十金”⑩。可见，候补文官每年例行差使，在收入上也有所得。“每次每员或行三、四处，乃至七、八处，所到之地，除供给夫马费外，当须馈程仪数十金，多者或百金……故赋闲人员，每岁但得短差一次，亦可资助需次之用”(11)。 在晚清时期，候补官员人数十分庞大，机会不多，他们署缺很难，得差也不易。所以，相对实缺官员，地方候补官员的职事收入有两个特点：一是比较低，二是十分不稳定，他们的人均收入很难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 二 候补文官生活状况的好坏，关键取决于有无差使、署缺的机会以及如何花费。一般而言，署缺和差使所得的收入，对候补文官来说，在一定时期内，养家糊口，应该不成问题。“需次人员所负之累，因轮委有定，恒恃轮委得缺时清偿。又是时各属夫马局未裁，需次人员自同通以迄佐杂，但得短差一次。所至各地，除供给夫马外，兼例馈程仪，可得盈余数百金。每年但得一、二次，俭朴者亦可度日，不至负累”(12)。不言而喻，在署缺和有优差时，候补官员的生活状况是最好的。例如，汪康年的父亲在有优差时，收入很高，并有节余之费，汪父便购买了大量的图书。但从总体上看，由于（1）家庭开支过大；（2）有大量的候补官员无事可做；（3）候补官员数量庞大，署缺和差使有轮委、酌委之名，任职一定时期，必须回省城待缺、待差。收入有限，而开支无限；收入有时，而开支时时。所以，大部分候补官员，在多数时间内仍然入不敷出，有的甚至穷困潦倒。有大量可信的资料反映候补官员这种生活状况。根本的原因是候补官员的数量相当多，递补上一个实缺极为不易。而当了候补官，大小总是一个官，因而需要维持官场的体面排场，如雇佣长随，酒食征逐，交际应酬，都少不了花钱。尤其是下级候补佐杂官员，即使有差有缺，收入也不高。无以养家和贫困是他们宦海生涯的伴生物。 清人欧阳昱亲见亲闻一些候补官贫困不堪的状况。他说：“予在署中，见佐杂上衙门时，面多瘦而黄，头多俯而下，帽靴多十年前物，袍褂多三十年前物。严寒无一人服皮服、绵袍、棉褂，亦或补缀值冬月杪，忽有一候补巡检禀辞，时雨雪，我辈被皮衣，围火炉，犹觉冷甚。而某员身仅一破夹袍，外加一纱褂，两袖与前后开无数缝，内用黑纸粘住。戴破凉帽，顶乌色，无靴，鞋亦破。寒极而颤，两足立不稳。方伯问何往，不觉涕泗长流曰：‘一身饥寒已极，妻子又冻馁将死，无路可生，止有求死一法，欲禀辞往阴府耳。’说毕，眼涕鼻水滴须上，已成冰。方伯悯怜之甚，先慰之曰：‘俟有差事出，即当委汝。’旋发银二十两，命仆随至其家观之，见住一破屋中，妻与子女五六人卧在一床，俱衣破单衣，饿已两日，大者不能言，小者不能啼，其苦可谓极矣。”(13) 这是欧阳昱所见的情形，那么“未经闻见者尚不知多少”。还有一位低微的候补巡检，同样穷困。“己巳（1869）冬月，宋得查某铺抵绅差，每月十二千文，来谒余。予出见之，望良久，予见宋衣单无棉，而外罩一奇坏之巴缎褂如亮纱，予曰：‘兄即无棉袍褂，岂并无棉小袄乎？’宋见问，大哭曰：‘卑职已饿三日矣，妻一子四女一，三日内皆食红薯七文而已。今早得差喜甚，本谒至此，时尚枵腹也’。哭甚哀，予时已早饭，遂留之食，伊愈泣曰：‘其如妻子何？’予遂以青蚨一千赠之，令速买食，伊博颡而去。数日后，予代求刘甲三廉访，得调一委员差，则每月二十千也。”(14) 众多文献显示，上述地方候补文官的生活苦楚绝不是个案，而具有普遍代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