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0)03-0045-10 1978年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学术发展的春天，国内近代思想史的真正繁荣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逐步实现的。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90年代的学术史研究热潮后，进入21世纪，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承袭了前20年研究成果与经验的基础上，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在思潮史、思想家、学术史研究、引进社会史研究范式及学科建设等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本文拟以2000年以后《近代史研究》与《历史研究》为主要考察对象，对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作一回顾，进而展望今后思想史发展的基本趋向。 一、研究趋向与成果 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表现出一些明显的趋向，既有将前一阶段的研究继续深入的表现，也展现了自己的特色。 （一）思潮史研究更加深入细致 思潮史的研究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对社会思潮的宏观把握，二是对思潮史作专题研究。20世纪90年代思潮史研究异军突起之初期的一个主要特色，是对一些重要思潮尤其是主流思潮的宏观研究。[1] 新世纪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与细化，学界对思潮史研究的兴趣不减。与20世纪90年代主要对一些重要思潮尤其是主流思潮的宏观研究的趋向不同，此时期思潮史的研究除了宏观把握外，逐渐向更为具体的领域拓展，一些未得到人们关注的思潮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在关注主流思潮时，还对一些非主流思潮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一些所谓保守甚至反动的思潮。据笔者对2000-2009年《近代史研究》的初步统计，在这10年间共发表的近100篇与思想史相关的文章中，其中10%是以思潮为研究对象的，除了民族主义思潮外，对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法治思潮、30年代的“计划经济”思潮及五四时期传入中国的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思潮等尚未得到学界注意的思潮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如黄岭峻的《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李学智的《民国初年的法治思潮》（《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郑大华和谭庆辉的《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等。此外，这一时期思潮史研究的著作也如春笋般涌现出来。如郭汉民的《中国近代思想与思潮》（岳麓书社，2004）、丁守和的《中国近代思潮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董德福和史云波的《回首五四——百年中国思潮和人物》（人民出版社，2008）、郑师渠的《思潮与学派：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等，这类著作多以思潮为线索，分类撰述。在思潮史的专题研究上，主要有高瑞泉的《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段怀清的《新人文主义思潮——白璧德在中国》（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彭平一的《冲破思想的牢笼——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喻大华的《晚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江沛的《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张世保的《西化思潮的源流与评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赵立彬的《民族立场与现代追求：20世纪20-40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三联书店，2005）、麻天祥的《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王济民的《晚清民初的科学思潮和文学的科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张卫波的《民国初期尊孔思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曹跃明的《五四以来的保守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等。从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读出思潮史研究的一些重要走向：一是推进了原本得到关注的思潮（如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思潮、保守主义思潮、西化思潮等）的研究；二是将启蒙思潮、科学主义思潮、国粹主义思潮、尊孔思潮以及西方文化思潮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等纳入了研究视野，摆脱了只研究那些所谓进步与主流思潮的取向；同时在关注中国本土思潮的演进与变化过程的同时，还对西方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与演进进行了一定的关注与研究，展现了近代中西文化思潮互动的图景。总之，这一时期学界对思潮史的研究更加全面与具体，这一方面展示了近代中国纷繁复杂的思想景象，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 值得一提的是，自2005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以近代史上的一种或几种思潮为主题连续召开了三届国际性或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包括“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2005年）、“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2006年）、“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2007年），“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主义”（2009年）。会议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大力支持，他们积极提交会议论文，在会上畅所欲言；会后主办方将会议论文整理成册出版，成为思潮史研究的重要成果；[2]会议还带动了学界对这些思潮的关注，发表了一批有较高学术质量的文章。无疑，这种有组织的对某一有重大影响的思潮史的专题讨论推进了思潮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思潮是某一时期具有群体特性的思想倾向，反映了该时期普遍的民众心理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以思潮史架构近代思想史无疑具有突破性的意义。随着研究的深入，思潮史研究也由宏观研究向更为具体的专题研究拓展，这为我们更好地把握近代中国思想史演化的轨迹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 （二）思想家研究仍为重点 思想家研究始终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重点。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思想家研究延续20世纪90年代思想家研究的进路，从两个方面予以了推进： 第一，摆脱只选取主要的进步思想家作为研究对象的趋向，对次要或次次要的甚至于在革命史观的指导下属于落后乃至反动的思想家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种研究取向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新世纪以来，学者们“接着往下讲”，对90年代进入研究视野的一些非主要和进步的思想人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将以前一些未进入视野的思想家纳入研究视野，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这主要表现在对张君劢、张东荪、章士钊、梁漱溟、陈序经、张之洞、吴宓、梁实秋、倭仁、林语堂、杜亚泉等人的研究上。以张君劢的研究为例，笔者查阅中国期刊网，发现90年代发表的关于张君劢的研究论文不足20篇，这些文章主要集中在对张君劢哲学思想的研究上，2000年至今已有一百多篇以张君劢为题的专文研究，涉及张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思想面相。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还有：王兆胜的《论林语堂中西文化的融合思想》（《江汉论坛》2006年第4期）、马秋丽的《学说上的社会主义与信仰上的社会主义——张东荪社会主义观浅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4期）、杨扬的《哈佛所见吴宓致白璧德的书信》（《书城》2008年第8期）、丁守和的《由陈独秀与杜亚泉的争论引起的思考》（《河北学刊》2000年第1期）、郑大华的《谋求儒学的现代转换——梁漱溟与现代中国学术》（《孔子研究》2006年第3期）和《马一浮新儒学思想研探》（《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4期）、郭华清的《从宪政到“业治”：章士钊政治思想及其转变》（《历史教学》2004年第9期）等。近年来出版的著作也显示了这一研究趋向，代表作有高旭东的《梁实秋与中西文化》（中华书局，2007）、张世保的《陈序经政治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谢泳的《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邹小站的《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沈卫威的《情僧苦行：吴宓传》（东方出版社，2000）、李细珠的《倭仁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