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10)02-0001-05 收稿日期：2009-10-22 有关康有为思想的研究，而今已历百年，所刊论著可谓汗牛充栋，成绩不菲。然其中亦存在问题，如书法界往往只是专注于《广艺舟双楫》，少有将康有为的书法思想纳入其总体思想体系当中审视的研究成果；而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则仅用心于《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大同书》等，致使长期以来史学界只认定《孔子改制考》是康运用公羊今文学的滥觞，而在实际上忽视了《广艺舟双楫》在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进而无法对之作出正确全面的估价。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广艺舟双楫》与《孔子改制考》为视域，以二者的比较为视点，以解读康有为的激变思想。 一、手法之激越——激变思想的重要表征之一 康有为激变思想的最为重要的表征，就是手法之激越，甚至多有武断、绝对、失真之处，为人所非议。 康有为的变革思想是其思想中的灵魂，由于性情所致，功利性和目的性极其强烈，正如他的高徒梁启超评论道：“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1]199-200李泽厚则认为：“在认识论，意识论等方面，他们几乎大都是唯心主义者。”[2]112以致他的思想往往会走到极端，也正因为此，深为他人所诟病。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力挺碑学，贬低帖学，致使碑帖之完全对立。他认为：“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譬如子孙曾元虽出自某人，而体貌则迥别。国朝之帖学，荟萃于得天、石庵，然已远逊明人，况其他乎？流败既甚，师帖者绝不见工。物极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后，碑学中兴，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己也。”[3]198-199又认为：“二王真迹，流传惟帖；宋明仿效，宜其大盛。方今帖刻日坏，《绛》、《汝》佳拓既不可得，且所传之帖又率唐宋人钩临，展转失真，盖不可据云来为高曾面目矣。”[3]301 康有为认为“帖学大坏”进而推论：“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3]202 民国时期沙孟海批评道：“他（康有为）有意提倡碑学，太侧重碑学了，经过多次翻刻的帖，固然不是二王的真面目，但经过石工大刀阔斧锥鑿的碑，难道不失原书的分寸吗？”[4]康的尊碑思想之意图我们也可以在他与友人的一封信中寻觅些玄机：“至《书镜》（即广艺舟双楫）乃有为而发，仆若再续《书镜》，又当赞帖矣。”[5]康的“尊碑抑帖”观念也正与他在《孔子改制考》的“尊孔黜周”相一致，如他在《孔子改制考》中所说的那样：“圣制萌芽，新歆遽出，伪《左》盛行，古文篡乱。于是削移孔子之经而为周公，降孔子之圣王而为先师。《公羊》之学废，改制之义湮，三世之说微，太平之治，大同之乐，暗而不明，郁而不发。”[6]342于是，康便担任起拨云雾而览明、还孔子圣王之位的重担。他考证《六经》为孔子所作，孔子创儒教，为制法之王，他甚至认为：“自战国至后汉八百年间，天下学者无不以孔子为王者，靡有异论也，自刘歆以《左氏》破《公羊》，以古文伪传记攻今学之口说，以周公易孔子，以述易作。于是，孔子遂仅为后世博学高行之人，而非复为改制立法之教主圣王，只为师统而不为君统。”[6]519于是便有康的“拨乱反正”，还孔子以圣王之位。他在《孔子改制考》第8卷考证以申明自己的观点而不惜引用纬书和篡解经义。原属帝党的孙家鼐在《译书局编纂各书请候钦定颁发并请严禁悖书疏》中说：“《孔子改制考》第8卷中《孔子改制称王》一篇，杂引谶纬之书，影响附会，必证实孔子改制称王而后已。”[7]209如此激进，武断之说，绝非是一个学问家所为，其治学目的其弟子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表述到：“有为、启超皆报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1]136无论是《广艺舟双楫》尊碑也好，《孔子改制考》尊孔也罢，其都蕴含着一个全变的哲学观念，其功利性在以“学术干政”，都是为康有为的变法制造舆论。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极力提倡魏碑，为了达到以魏碑取代帖的目的，他不惜抹杀事实而狂出武断之言论：“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虽南碑之绵丽，齐碑之逋峭，隋碑之洞达，皆涵盖渟蓄，蕴于其中。故言魏碑，虽无南碑及齐、周、隋碑，亦无不可。”[3]309-313“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岂与晋世皆当书之会邪，何其工也？譬江汉游女之风诗，汉魏儿童之谣谚，自能蕴蓄古雅，有后世学士所不能为者。故能择魏世造像记学之，已自能书矣。”[3]369 康有为极力推崇魏碑的同时，而对唐碑极尽贬低之能事。他认为，唐代的书法“虽设书学，士大夫讲之尤甚。然缵承陈、隋之馀，缀其遗绪之一二，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然学以法古为贵，故古文断至两汉，书法限至六朝。若唐后之书，譬之骈文至四杰而下，散文至曾、苏而后，吾不欲观之矣。操此而谈，虽终身不见一唐碑可也。”[3]327-328“尝见好学之士，僻好书法，终日作字，真有如赵壹所诮‘五日一笔，十日一墨，领袖若皂，唇齿常黑’者，其勤至矣，意亦欲与古人争道。然用力多而成功少者，何哉？则以师学唐人，入手卑薄故也。”[3]359以至后人评价道：“据康称：邓、张师法六朝，能与唐人争道，若今后学书者全效邓、张，全与唐人争道，能是书法艺术的繁荣么？”[8]如此激进言行，在《广艺舟双楫》中举不胜举。 如果我们再看《孔子改制考》中的激进武断之言，就会发现，康有为的思想是多么惊人的连贯和一致了。他在《孔子改制考》中极力褒扬孔子，力求全变。他还考证道：《左传》、《周礼》等皆刘歆伪造，至于《左传》、《周礼》等古文经传是否都出自于刘歆伪造呢？汤志钧考证认为：“事实并不完全如此。”[7]173康还认为古文经学至后汉被刘歆篡改后，原来那个敢于变革，敢于托古改制的孔子便被湮没了，他为考证孔子是改制的祖师，便在首章就对孔子极尽颂扬：“上古茫昧无稽，夫三代文教之盛，实由孔子推托之故。”然后，他顺手拈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元素杂糅其中，给孔子以崭新的形象：“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为人道之至，儒者举以为极者也……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6]608。“此条犹可考旧制男女平等，自后世尊阳抑阴，乃广备妾媵以繁子姓，泰西一男一女，犹中国古法也。”[6]554“选举之制为孔子所创……选举者，孔子之制也”[6]562康把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选举等等都附会到孔子身上，声言为孔子所创，简直把孔子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创始者。他还考证到：“《诗》有‘三颂’：《周颂》、《鲁颂》、《商颂》，孔子寓新周、故宋、王鲁之义……盖《春秋》之作，在义不在事，故一切皆托，不独鲁为托，即夏、商、周之三统，亦皆托也。”[6]532康赋予夏、商、周三统之概念，并认为皆孔子所创，“《春秋》乱世讨大夫，升平世退诸侯，太平世贬天子。”[6]536更有甚者，他论道：“凡大地教主，无不改制立法也。诸子已然矣，中国义理制度，皆立于孔子，弟子受其道而传其教，以行之天下，移易其旧俗。若冠服、三年丧、亲迎、井田、学校、选举，尤其大而著者。”[6]537-538“孔子为教主，为神明圣王，配天地，育万物，无人、无事、无义不围范于孔子大道中，乃所以生民未有之大成至圣也。”[6]5676康把中国的义理制度，皆归于孔子所创，不能不说走向另一个极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