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人物的研究，即使在非英雄史观的指导下，也曾长期是史学研究的一个亮点，但是近年来已大不如从前。这一方面是由于史学潮流的变化，比如社会下层史研究受到普遍青睐；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一些精英人物已研究得较为“充分”，很难再有涉足的空间。不过，史学潮流的变化也促使人物研究发生了变化，在应对挑战中，新的契机不断出现。以近年来的傅斯年研究为例，不但比原来有新进展，而且展现了人物研究的新视野。其中，所显露的变化或许能昭示未来的史学研究指向。 一、以新材料揭示新问题 傅斯年曾说，“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①陈寅恪也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②近年来傅斯年研究的进展也首先表现在新材料的发掘和利用方面。一些研究者分别通过不同渠道获取了一些有关傅斯年的新材料，据此揭示了傅斯年未曾受到充分注意的一些思想和活动，并表达了个人的识见。 耿云志的论文多次使用了新发现的傅斯年在1919年8月26日写给袁同礼的一封信。③信中所表露的思想在当时或后来公开刊出的傅斯年论作中也有所体现，其价值在于可以刷新前人的阐释。但是，作者由一封信而成就一篇不同凡响的论文，自然还有一般学人难以企及的独到之处，即以文本明示语境，由思想介入历史。在作者论述傅斯年对五四运动反思的时候，心中明显的有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观照。其中指出，过去一百多年来，不少仁人志士都相信政治革命是根本改造社会的唯一途径，并为之奋斗甚至牺牲生命。但令人感慨万千的是，到头来，中国社会并没有得到多少改造。若是在大众还没有普遍自觉的时候，少数人乘社会的失控失序，用一些响亮动听的口号把群众“运动”起来，是不可能真正造成新社会的。如果没有足以制约、监督政府的社会舆论力量，“打倒专制、追求民主的口号喊得再响，或者用暴力打倒再多的‘专制者’，结果仍摆脱不了专制”。同时，社会的改造不能超越必经的阶段，“甲级试验失败”，并不能表明这个阶段不正确，因此，“应另求正确方法，必求试验成功，然后方可进到乙级”。通过翔实的材料，作者“言之有物”地总结了五四以来的历史得失，并昭示了今人努力的方向。不难体察，作者的史论之外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现实的社会关怀。 罗志田的论文则借傅斯年未刊的一份“残稿”，明确地表达了一种现实的学术关怀。④“残稿”透露的意思是：解读往昔的作品，要特别注重其时代背景和社会情状；作品的“对手方”即作品的接受者，常能影响作品本身的传承。据此作者“联想”到两个“过去相对忽视”的问题。其一，学术作品的“对手方”参与着专业知识的建构，并影响着学术传统的形成。对这种“参与”和“影响”，作者似乎并不怎么欣赏，尤其是在当下，专业读者的“程度”不高，阅读时不愿“劳心”思索，因而读不懂“言曲”而“事隐”的作品。对于目前介于学术生产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中介性载体“学术期刊”，其实也是一种“对手方”，作者借钱穆的话同样表示了“不满”，认为其不应太具“引领”学术潮流的“主动性”。但“在中介作用凸显的同时，学院内‘作高深学术探讨者’似对学术刊物的‘操纵’安之若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作者用了两个标点符号，“！”大概流露的是对学术刊物“操纵”的无奈，“？”则似表明开始思索如何不被“操纵”。虽然作者也担心学术生产者的自定藩篱，但鉴于学术现状，主要是倡导治学者需担负起“提高”学术的历史责任，着眼于“许多年后”的“对手方”，追求“研究水准和表述品味”较高而“旨远意长”的有“余韵之作”，由“作高深学术探讨者”而不是“学术期刊”来引领学术潮流。 其二，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对手方”对学术作品的理解往往大相径庭。作者以柯文总结出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研究取向为例，认为这主要是针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专家”来说的，而不同语境下的许多中国学人的“赞赏或仿效”，大都没有搔到痒处。作者在大陆发表的论文也有一些是针对西方的中国研究而立论的，其结果常常是外人注意不到，而国人又不知情，这大概正是作者能够强烈地感知到“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对手方”的缘故。但是，作者这里强调的是，柯文的倡议“本是不少中国同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家长期贯彻的研究取向”。如此申论，也体现了作者一贯的学术理路，即在介绍西方现代或后现代的史学方法时，往往都能在中国传统中找到类似的表述或实践。⑤通过作者“牵缠反复”的论述，不难体察其沉重的使命感：突显学术研究中中国自身的因素，重塑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希望今后的史学研究能够在通晓“中西学情”的基础上，超越时空真正地与“非汉语世界”的中国研究“对话”，并产生中国自身的知识即“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 潘光哲的论文通过大量引用“傅斯年档案”中的书信材料，揭示了傅斯年和吴晗从情生义结到谊断恩绝的鲜为人知的交往历程⑥，据此，作者认为可以显示导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社群之形成与分化的因素，并可为思索知识分子社群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意义开创更大的空间。这非常值得进一步探究。傅、吴的交往并不处在对等的地位，一个已是学界巨子，一个不过史坛新秀；一个是重要学术资源的掌握者，一个是常常在学术、工作乃至生活方面需要帮助的青年史学工作者。如果吴晗不是以“战友”或“追随者”的态度，而是以论战或质疑其研究的方式与之联络，他是否还能走进傅斯年的“学术人际网络里”去呢？作者开篇提到，1942年傅斯年在审查中基会补助金的申请时，对“完全不符提出申请案基本要求的”吴晗，给了个“甲等”，而对于另一位申请者陈啸江的评价却是“不知何者为史学研究问题”。如此情绪性的评价实有细故，主要原因应该是陈氏曾在傅斯年起家的地方主编与史料学派相左的《现代史学》。⑦这里貌似特殊的两个反例，实际上反映了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后学者的两种较普遍的命运：善于为名家捧场并附和者，往往能够迅速地探骊得珠；而与学术权威的主张相悖并质疑其研究者，却常常被暗堵学术进路。 作者还谈到，抗日战争期间，知识分子的生活处境益趋困顿，吴晗虽屡得傅斯年之助，却并未能根本解决其贫苦之境。正是在这般场景里，他走上了思想转变的道路，积极参与各式各样把抗争矛，头对准国民党政权的政治活动。这恰与30年代的情形相反：知识分子待遇优厚而稳定，致使他们甘愿与同其自身理念相悖的政权合作。⑧作者最后慨叹：“两人的情谊，起始于学术相知，终结于政治相异。让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政治，总是斫杀知识分子情谊犹如参商的根本力量。”这同样可较普遍地诠释现代知识分子的合离：个人情谊、学术同道并不能改变政治分途，但政治相异却往往使恩断义绝、学术分道。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海峡两岸知识分子的交往表现，似乎正在改变作者所叹的“总是”：政治相异并未影响学人间的结缘缔交和学术同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