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3-0145-07 长久以来,关于近代中国教会女生的政治意识问题,学术界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即认为教会学校的学生“不爱国”。理由是,在近代中国“国难”日深的情况下,教会学生的“情绪和行动,常常不如非教会学生之高昂激烈”;在教会学校内部,女生又不及男生“主动积极”。①客观地说,这是一种抛开具体历史场景的误解。上海圣玛利亚女校一位女生宣称:“一些人认为教会学校的学生必然会忘记自己的祖国。我作为教会学生之一员,否认这种说法。我们不去演讲、不张贴广告、不以煽情的演讲或‘示威’唤起公众的觉悟,这些都是事实。但我们急切地向我们的士兵、战士和农民表达我们的同情,努力学习和工作以使我们自己在毕业后成为优秀的公民。”②从地域分布看,包括今天的上海、杭州、南京、嘉兴、苏州、湖州、无锡、常州、镇江等江南地理区域内的教会女学,堪称晚清以来中国教会女学的模范区,留有相当丰富的文献资料。本文试图从江南教会女生自身留下的“集体记忆”中探究其政治意识尤其是国难之下的国族认同问题,以期发现为人们所忽视的有关近代中国教会学生的民族主义思想与行动。 一、“新教民”与“新国民”:教会女学培养宗旨的变更 自五口通商以来,基督新教伴随欧美帝国主义在华攫取的各种特权鱼贯而入,由沿海而内地,建立了诸多学校。五口之中的上海与宁波,是江南地区基督新教势力渗入最早的地区,也是近代中国最早创设教会学校之地。1844年,英国独立派女传教士爱尔德赛(M.A.Aldersey)在宁波创办的女塾,“不独为吾甬之先河,实亦举国之嚆矢”;③1850年,美国裨文夫人在上海“慨我国风气闭塞,妇女知识浅薄,即于是年春创设女塾”④。此后,江南地区陆续建立了诸多教会女校。1881年,合并裨文、文纪两校后之圣玛利亚女校,“开沪渎女校之先河”;⑤1884年,美以美会在镇江创办镇江女塾,“专教女性,无论年龄大小,只须愿守塾规,皆可来学”;⑥1890年,中西女塾在上海成立,被誉为江南地区“最完备的女学校”;⑦1909年开始筹设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堪称江南地区教会女子高等教育的“示范”。⑧据统计,截至1911年,江南地区相继成立数十所教会女校,其中办理卓有成效者2l所,学生1300余人。⑨到1920年,江南地区的教会女学居全国之冠,仅江苏、浙江两省教会学校占全国总数的22%。⑩杭州的弘道女中、冯氏女中;宁波的甬江女中;湖州的湖郡女中;上海的中西女塾、圣玛利亚女校、裨文女中和上海女子医学院;南京的美以美女校、基督教女中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镇江女塾;苏州的景海女校诸校,均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传教士看来,教育不但能够将女童们置于“福音”之下,转变她们反对和恐惧外国人的偏见思想,使她们较以前更能接受耶稣的爱;而且能够使妇女们识字和获取一定的普遍知识,能够提高中国妇女的地位。(11)因此,传教士教育家纷纷将兴女学作为传“福音”的途径,其教育宗旨也基本确定为培养具有一定知识技能的传道人——“新教民”。江南教会女学也不例外,宁波女塾的“学生们每日学习基督教真理、学习一般教育科目与针线刺绣,以期将来能适应生活的需求”。(12)上海中西女塾规定,“凡入本塾者必读圣道之书”(13);镇江女塾规定,“本塾每日八点进塾……每礼拜六、日放学,做一切杂事,以及学习针线,每礼拜日进堂听道,读圣日课”(14)。 应该说,早期江南教会女学将学生培养目标界定为培养具有相当知识技能且能传播基督福音的精英,是契合基督新教入华之初衷的。但是,随着中国国难的日深,这种培养目标开始遭遇中国民族主义的挑战。在近代中国“国族重建”成为根本任务的大背景下,培养具有一定知识技能且能为国家社会服务的“新国民”,逐渐成为整个中国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康有为说:“昔者之国争,在一君一相一将之才;今者之国争,在举国之民才气心识,与其举国之政之学,及其技艺器械。”(15)梁启超亦强调:“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16)作为维新代表人士,康梁提出了“强种即强国”的理论,希冀从国民教育角度探究造成中国与西洋诸国、中国与东洋邻国之间差距的根源。云窝指出:“旧教育死,新教育生,旧国民之无教育者死,新国民之有教育者生,其期请自今日始。”(17)在女学方面,官立女学的创设,明确提出其培养目标是为中国培养“新国民”。勇立指出,“使女子有国家思想、公共观念,以为异日陶铸幼童之地者,固当今第一要务也”,因为“内则所载,女诫所言,固不可以稍背,而国家思想,公共观念,亦不可无。非欲其干预外事也。家庭教育,感化最大,若其母无国家之思想,公共之观念,则其子出而任事,必无裨益于国家而有碍于公众”。(18)中国女学教育中最重要者在妇女“爱国之心”的培养(19)。 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精英所确立之培养兼具国家思想、公共观念、能端天下“母范”的“新国民”的教育思想,有力地冲击了教会女学的培养目标。在江南地区,一些教会女生甚至因此而萌发了类似“新国民”的思想。1905年,上海中西女塾毕业生陆秀贞在其毕业论文中大力论证天赋人权与自由国族观念,可视为其中典型一端。其文称:“夫天赋之自由、天定之平等、天授之同胞,固与人类同时而生也。人类存在至何时,则自由、平等、同胞亦将存在至何时。”(20)在此背景下,教会学校不得不放弃了早先纯粹的培养“新教民”的教育宗旨,转而注重培养“新国民”,希望借此再次实现传播福音的目标。据称:“得新知识获良品行而服务于社会者年有增进,时当1910年也。自此以后,政府于教育之提倡极为尽力,各教会团体于上海设立学校者亦甚众,而本校为社会所推重,更当自勉奋进以为国家造人材。”(21)及至“五四”之后,培养“新国民”更成为教会学校无可避免的选择,“以基督救世之热忱,与其乐于牺牲、勇于服务之精神感化学童,使其得着宗教上的无量力,庶爱国时,不为势利所屈服而得忠爱国家到底;庶服务时,不因险恶环境而绝望而得服侍社会到底”。(22)从“新教民”到“新国民”,教会女学的培养目标发生了根本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