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2-0128-10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后，以上海为代表的一批通商口岸相继开埠，推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其中对相关农村经济演化的深刻影响及其农业与工业的互动关系，研究尚显薄弱①。本文的论述以近代上海和长江三角洲为中心，考察时段侧重清末民初。 一、江南经济的变局 鸦片战争后，中国农村自然经济逐步分解，农产品商品化日益提高。这种演变，在甲午战后更趋明显。外国列强不断推进的经济扩张，通商口岸尤其是内地通商口岸的增辟，联结城市和农村的铁路、轮运里程的伸展，将中国农村越来越多地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促使自然经济加速分解，农产品商品化进程明显加快。与此相联系，农产品出口额大幅度增长。 据统计，1893年中国农产品出口总值为2842.3万元，占全部出口贸易总值的15.6%；到1903年分别增至8949.6万元和26.8%；1910年又达23195.7万元和39.1%。同一时期，外国商品对华输入有增无减。进口贸易净值指数，如以1871年至1873年为100，则1891年至1893年为206.6，1909年至1911年为662.3②。 广大农民与市场的联系随之加深，从而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茶叶为例，鸦片战争前，茶叶一直是主要的出口商品，当时自广州输出国外的货物以茶叶为最大宗，其次才是生丝、土布、陶瓷等。 五口通商后，茶叶出口大幅度上升。1847年，在浙江产茶区游历的英国人福钧记述说：“当茶叶准备出售时，大茶商或他们的帮手从产茶区的主要城镇出现，在所有小客栈或饭店里找到他们的住处，……茶农带上他们的产品供检验和出售。现在也许可以看见这些小户农家或他们的雇工沿着不同的道路来去匆匆，每人跨肩的竹扁担上挑着两只篮子或箱子。他们来到商人的住处，当面打开篮子，商人验看了茶叶的质量，如果价格为双方接受，便一拍成交。”③在当时最大的商埠上海，自50年代始，茶叶出口数量大多保持在5000万磅以上，较之1845年增长了10余倍，其中1855年高达20余倍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增辟，茶叶出口有增无减。1867年，中国供给了欧美国家茶叶消费总量1.9亿磅的约90%⑤。 伴随中国的茶叶出口大量增加而来的，是各地新辟茶园增多，茶叶种植面积在原有基础上迅速地扩大⑥。如当时人所指出的，这主要是受出口需求增多的刺激，同时也与植茶较之播种粮食作物获利稍多有关⑦。这在棉花、蚕桑等其他几种经济作物方面也有所反映，种植面积不断地扩大。 鸦片战争前和战后初期，曾有不少洋棉进口，以供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之需。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自然经济的分解，再加上英国棉纺织工业受美国南北战争影响，原料供应受阻，转而求诸印度和中国，接着又有日本机器棉纺织业的兴起，需要大量的棉花供应。出口需求的激增，大大刺激了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上海周围农村，“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十中之一”。江苏如皋、通州（今南通——引者）、海门一带，“一望皆种棉花，并无杂树”。一些原来并不产棉的地区，也开始大量种植棉花，“江西、浙江、湖北等处向只专事蚕桑者，今皆兼植棉花”⑧。 鸦片战争前，生丝平均出口量约9000担，按每担350元计，约值315万元，折合202.17万海关两。五口通商后，生丝出口增长甚快，到1894年，出口达83204担，值2728万海关两⑨。生丝出口的持续增长，促使国内桑树种植面积和蚕的饲养也在不断扩大。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江浙等地将战乱抛荒的许多土地改种了桑树，有些地区原来蚕桑业并不发达，这时也有了显著的发展。 经济作物种植业的发展，增加了对商品粮的需求，因而促进了粮食商品化的发展。特别是在农产品商品化较发达的江浙一带，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使得粮田面积相对缩减，粮食不足部分需仰赖内地产粮省份供给。湖南、湖北等省的粮食，更多地销往长江中下游地区。据统计，1840年中国国内市场的粮食流通量（包括运到通商口岸供出口的部分）为233亿斤，至1894年则达372.5亿斤，增长约60%⑩。1869年，经上海、天津两地周转的国内米谷运销量分别是37327担和16037担，1890年则为4770226担和1238477担，增长幅度高达百余倍(11)。 经济作物的发展，排挤了粮食的生产，同时也促进了各地区间的粮食流通，推动了粮食的商品化。在此基础上，随着铁路、轮运的发展，交通条件的改善，结合市场需求和各地区气候、土壤等条件，甲午战后，在中国农村逐渐形成一些经济作物相对集中的产区。这在与上海毗邻的长江三角洲农村，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口岸贸易的刺激 习称的长江三角洲，主要包容镇江府、常州府、苏州府、松江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和太仓州，兼及长江口北岸的通州、海门和杭州湾南侧的绍兴、宁波，与上海之间经由蛛网般的江河水道直接沟通，是江浙两省经济重心之所在，自然环境、地理条件亦很相近，“苏、松邻壤，东接嘉、湖，西连常、镇，相去不出三四百里，其间年岁丰歉、雨水旱溢、地方物产、人工勤惰，皆相等也”；同时也是全国范围内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以苏、松、常、镇、杭、嘉、湖、太仓推之，约其土地无有一省之多，而计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赋税，为国家之根本也”(12)。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大口岸城市之崛起，既得益于这一雄厚的物质基础，也给这些地区农村经济变迁带来多方面的巨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