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学术史上，康有为是否受到廖平经学的影响，一直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的分歧，这一分歧至今悬而未决。在这个问题上，多数人都注重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与廖平经学第二变的《辟刘篇》(即《古学考》)、《知圣篇》的关系，从梁启超、章太炎、钱穆到现在的大多数人都肯定康有为的“两考”在经学上受到瘳平经学的影响。但是，也有人怀疑这一点，如钱玄同就认为康有为的书与廖平的书“断断不能相提并论”①；张西堂甚至提出廖平袭用康有为之说②。但是，较为客观地分析比较康有为的“两考”与廖平的“两篇”后，要否认廖平经学对康有为的影响是十分困难的。于是，有人从康有为早期思想来寻求“两考”的源头，以说明康有为早年就有后来的思想，以此否认康有为受到廖平的影响。这集中在对康有为的《教学通义》③一书的研究上。 房德邻、刘巍就是这方面的代表。④他们根本不承认《教学通义》存在思想不一致之处，而得以发现康有为早年就有“两考”的经学思想成分。他们的论文立意新颖，资料翔实，论述严密，以至到现在还没有专文对此观点提出异议。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也有完全相反的看法，如朱维铮早就肯定康有为曾对《教学通义》作过修改，并认为这一修改受到廖平经学的影响，但由于他的观点没有详细的论证，且有含混之处，难以令人信服，因而反响甚微。其实，只要真正掌握了《教学通义》的基本思想⑤，并对廖平经学有所了解，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教学通义》的许多地方与康的基本思想是不一致的，这些地方都是康有为后来修改过的，确实受到了廖平经学的影响。实际上，房、刘之说是没有掌握《教学通义》的基本思想和不明了廖平经学思想而提出的误说。厘清廖平对《教学通义》修改部分的影响，关系到对康有为思想的发展进程与康、廖之间学术纠葛的认识。本文以辨析《教学通义》的修改受到廖平经学的影响为基础，分析房、刘所论之误，并力求从中寻找带有方法论的问题。不当之处，敬祈各位方家赐教。 据康有为的《我史》⑥所言，《教学通义》写成于康有为29岁时，与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所言相同。这一说法是可信的。在同一时期，每一个人都有较为稳定的基本思想。《教学通义》的基本思想是以现实为出发点，并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归宿的，康有为同年所著的《康子内外篇》也可以证明此点。正因为如此，曾经有人以传统的观念来判定康有为的学术，怀疑康有为当时的学问不过是历史上的管仲、商鞅之学。“或曰：子之学得无近于管、商乎？答之曰：不然。子之所谓管、商者，其迹也。夫管子之治民曰：‘衣食足而知礼节，仓廪实而知荣辱。’是即圣人厚生正德之经，富教之策也。天下为治，未有能外之者也。”⑦从康有为肯定管、商之学是以富教为内容的为治之术来看，这种怀疑实际上已经触摸到了康有为早年基本思想的实质。 但是，《教学通义》以《春秋》为分判的前后部分，则存在明显的不同，前半部分虽然也不排除杂糅入一两句康有为后来经学思想的情况，但大体上是他早年基本思想的发挥。而后半部分则多与其基本思想相抵牾。如康氏早年是以王者经世之法为探讨对象，《春秋》以后则多囿于经学史问题的讨论；康氏早年强调的是服务于现实，《春秋》以后则大讲与现实无关的今古文经学区分的学术史问题；康氏早年主张学术必须有用，《春秋》以后多探索原本被认为无用、无实的经学；康氏早年认为自孔子开始就失落了周公教学之法，而《春秋》以后则认为变乱始于汉歆；康氏早年极尊周公，而《春秋》以后多尊孔子；康氏早年以六经皆出于周公，而《春秋》以后则以六经出于孔子；康氏早年以孔子所传的六经仅为空文，而《春秋》以后则以六经为治中国之法；康氏早年以孔子为无制作资格的布衣，而《春秋》以后多言孔子改制、素王改制；康氏早年认为孔子及其经学是脱离实际的无用虚学，《春秋》以后则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甚至日本之治皆为孔子和经学之功；康氏早年对朱熹及其《大学章句》多有批评，《春秋》以后则以“尊朱”为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以，《春秋》以后尽管仍有康氏早年思想的内容，但杂有康氏后来的经学思想。我们决不能将《春秋》以后的篇章与前面的内容等量齐观。今存《教学通义》的这两个部分，从经学角度看其差异是十分明显的。《春秋》以后所展现的与康氏早年基本思想明显不相符合的情况，说明《教学通义》一定有康有为后来所作的修改。对廖平经学稍有研究的人不难发现，康有为的这些修改内容与廖平的经学具有明显的一致性，有许多地方甚至连语言也惊人的相似，可以说，《教学通义》的修改与康氏所受廖平经学的影响有直接关系。 朱维铮早已肯定《教学通义》受廖平影响而作了修改。他认为《教学通义》“内容可证康有为早年的确‘酷好《周礼》’，但涉及经学，前宗刘歆，后斥刘歆，必非同时所撰，可能是见廖平《今古学考》后曾加修改，但无法克服今古文矛盾，最终只好弃其旧说，另撰《新学伪经考》”⑧。在刘梦溪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对《教学通义》的说明中，朱维铮对自己之前的说法稍有修正：“依内容考证，其中有关《周礼》及其作者等论点自相抵牾，显示它并非一气呵成，很可能在1890年会晤廖平以后再加修改，只因愈改愈显得新旧观点不相容，于是不得不弃去，另撰《新学伪经考》。”⑨后一说法正确地说明了康有为是1890年在广州会晤廖平后，才著为《新学伪经考》的。但朱维铮笼统地说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是受到廖平影响的体现，这是不准确的，因为，《新学伪经考》主要是受到廖平经学第二变的影响，而与廖平经学第一变关系不大。
